文 /  袁源隆

香港作家韓麗珠（韓）在《離心帶》（《離》）寫了一個讓人痛心，反射現實的魔幻故事。《離》寫出了，更準確地說是「發現」了，城市人的「飄蕩症」——小說中的城市人，部分染上了飄蕩症，故事主角「阿鳥」也是患者。患者初期會變得善忘，其後判別事物的準則變得不確定，失去方向感，身體愈來愈輕，實際體重沒有減，流失的是內裏的東西，那是「維持平衡和重心的元素」，一點一滴地流失以後，某天，患者就會忽然像氣球洩了氣一樣，雙腳在無先兆下離地，不受控制地飄起來。有的就這樣飛到天邊，逐漸消逝。當然，有些城市人一生也不會進入飄蕩期。

每個城市，以及裏面的人每日都重覆地經歷失去「維持平衡和重心的元素」這回事，隨時有機會脫軌、離心，逸出既定的日常狀態，然後感到身體空蕩，本能地懷緬過去，不敢面對將來。就如家人的健康在幾個月內忽然惡化，證實患上癌症到離開人間的日子極之短暫，心一時三刻不能接受，剎那間就失去了生活支柱，摯愛如此輕易地與自己分割，痛苦佔據了神經，整個人腳不著地，亟欲掙脫現實，靈魂浮游在半空；香港的男男女女，分開了，幸福的平衡被打破，知道明天不能再次拖緊熟悉溫暖的手的時候，整個人就步入「飄蕩期」，體重絲毫不變，唯獨心失重了，找不到活著的方向，只有無休止的沮喪和漫長的自憐。除了內心和人際雙向誘發的飄蕩，當香港人面向與自己連結著的土地，都會飄蕩，好像依戀，又感到無根，見危機動輒移民，也不會對土地輕言愛。明明我們在這地生活多年，自己卻與這地距離愈來愈遠，有人開始說「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有人又想「這是誰的香港？」。那些移民了的人，矛盾地難離難捨，移民不久就回歸香港，同時理所當然地經營外地的「家」。

無可否認，韓麗珠在《離》創造的「飄蕩症」與我們的日常極其密切。這種病的譬喻指向了人和內心、人和他人、人和地方的相互關係，以及由種種關係所引伸的複雜問題。無論在哪個現代城市，無論是哪個生活於現代城市的人，都要面對這些問題，都可能患上飄蕩症。現在還在安逸生活，感到平衡平穩的人，到底有什麼把他們扣緊？又有什麼在無聲無息之間，把人們拉扯，將心中某些東西抽空，使到人們突然失卻重量，然後飄蕩？書寫此文，旨在探討飄蕩症的內在脈絡，以及在香港這語境中，人們已經無可挽回地陷入了飄蕩症的社會現實。

在人間飄蕩

韓在書中遺下提示，解釋飄蕩症發病的原因：「疾病的源頭往往來自人們對於現實的觀感，無法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產生任何變化……他們停留在比正在發生的一刻更逼真的幻象之中，卻苦無出路。」所說的是人們無法適應現實的變更——原本過著平安愉快生活的人，某日驚覺眼前的現實遽然變形、扭曲，身體和心靈都無法接受重要的事物就這樣殆滅，未能習慣逸出了常軌的狀態，卒之墮進了深洞，找不到立足之處。然而，心裏還是想待在安穩的生活，精神唯有指向過去的美好幻象——然後人們就失重，確診飄蕩症，沒有先兆就升上半空。

《離》裏面的女主角阿鳥，父親在好久以前飄走。自此，母親阿了也失去了自己。阿了要阿鳥在每個午夜重複地用繩、線、鐵線等把她的身體綑綁在搖椅上，防止她離去。在緊接夜的另一個白晝，阿鳥在母親睡醒之前，剪破圍繞著母親的繩網，假裝無事發生。最後，連阿鳥都成了「飄蕩症患者」，在夜裏無聲地，身體不由自主地飄蕩。

小說暗喻了現實，數之不盡的人因為失去了內心認為重要的東西——無論是瞬間的失去，還是如沙漏般點滴滑走的失去——所以患病。患上飄蕩症的人開始經歷病的折磨，徘徊於追求自由和擺脫束縛之間，試圖尋回舊日能夠處身的、如隙縫般的狹窄空間。首先患者會因向心力和離心力在碰撞，失去方向感。究竟自己要走到何處，順從心意，抑或計算利益？往往希望獲得的東西與實際上獲得的相差太遠，身體超越了心，抵達不同的地方，心處於離開人們太遠的地方，對於自己而言真正重要的事物，最終歸於理想，現實中自己朝著相反的方向走。人與內心之間的相互關係，帶來失望和迷茫。人們屢次尋覓不到契合心靈的路，得不到賦予生命意義的事物，迫於無奈尷尬地停在半空。

除了人和內心的衝突，飄蕩症患者指向的還有自己與他人之間建立的相互關係所帶的必然張力。人非孤島，人生於世上就難以避免與人建立連繫，由最基本的母親父親，到延伸的親戚，再說成長期間遇上的知己、愛侶、工作伙伴，就像韓所寫：「……人一旦以肉身的形式來到世上，便陷在那由無數的人共同建構的一張網之內，換句話說，他們也成了網的一部分，不消一會兒，便纏住了新生的人，就像可憐的昆蟲……」。困於網內，又同是網的人，太多問題需要面對。緣起緣滅、自己的願望在他者壓力之下委曲、長久相信的價值與對方抵觸、對他者的期望落空、了解一直以為的美好情誼原來是幻象、友人或在另一個群體暗中傷害自己、驚覺自己與他人的地位並不對等、兩者能施的權力不均，甚至人不可逆轉的死亡……所有問題都推使人們難以找到可以成為生活重心的人，同時令到可以成為生活重心的人隨時離我而去，一去不返。人們必須像韓說的一樣「冒著無法預料的風險」，才能建立通往彼此的路，找到相容的位置。很多人一旦體驗過分開、離別的劇痛，從此似刺蝟，害怕再與人親密交往，如同洩了氣的氣球，失去了穩固生活的力量，繼而飄蕩。

飄蕩中尋找自我和重心

《離》寫到，有些人終其一生從沒有進入過飄蕩期，這是因為「支撐面始終如一地把他們固地在某個可靠的位置」，才沒有飛向無際的天空。然而，一旦失去了支撐，手足無措，應該怎樣做才能尋回重心，繼而重生？而不是失敗主義地承認自己無法適應，等待夭折？

飄蕩症揭示的不只是人世間的苦痛，帶來的還有關於「自我」的思考。飄蕩其實有可能是一條出路，是讓沉溺苦海快要窒息的人走出人間虛妄假象的機會，因此而得到自由。透過飄蕩，人們開始探究束縛和自由之間的擺盪，了解自己舊日過於我執，錯摸人間的情誼，沒有學懂收放，結果造繭自縛，心裏認為重要的事物反成了束縛。唯有接納生命不可避免的無常，適應了生活中必然的苦劫，與疾病安然共處，才可尋找到自己的定位——無忌得失他者，也不怕失去，可以無拘無束作心裏所想的狀態——在那裏，人們獨立且與人相連。這就是韓在小說描述的個人邁向獨立的過程：「經歷破敗和毀滅，從累累的傷痕和尖削的碎片之間，撿拾以至重新拼湊自我」。突如其來的飄蕩，逼使人衝破囚牢，重新認識真我。

不同的軸線（繩、線、魚絲、網）是《離》的核心意象，所象徵的就是人與他者之間的連繫。一方面，失去與他者的連繫使人們患上飄蕩症，另一方面，這些連繫矛盾地把人們扣緊在地，不至於飄走。就如阿了，要阿鳥強硬地用繩網把她困在椅子，以防被抽離。繩網的比喻指向人們要小心翼翼地處理與每個他者的關係。關係是雙向的，記著不能被繩絆倒，又要避免綁在身上的繩會勒緊而造成傷害，當繩過於鬆弛，對方輕易就能掙脫，這是相處的技巧，也是找到重心的方法。繫好與他者的繩，確認自我，增加自己的重量，才有可能永久地穩著生活。若好景不常，那就像跟韓寫的做，「緊緊地擁抱、抓緊對方的身體」，否則在關係兩方的誰都有失卻的危機。

在這地飄蕩

除了人與內心、與他者之間的關係，飄蕩症同樣指向自己與土地的連結，指向了社會現實。我們必須承認，在香港日出而作，日落而不休的人，是像韓所說，「對於自己身處的城市並不具備足夠的方向感」。這是因為我們缺失城市的歷史和記憶，缺失對於這片土地的信任、歸宿感。卒之，對於自己從何而來，又該往何處去感到困窘，就如羅永生所形容，「大家像浮萍一樣」，飄蕩無根。至今，人與土地之間，無論是似有若無的情感上的關聯，還是約束我們的社會規範，都正朝變得堅韌和消亡發展。

飄蕩症指出了人們離開城市，獲得自由的內在慾望。這種慾望至今仍存於人心。然而，舊一輩所認為的是如西西的《浮城誌異》提出般，飄蕩的源頭是浮城無根，才令到個體離心。九七前他們認為自己將失去繁華穩定的避風塘所以移民，九七後做好隨時脫離的準備，為了眷戀的幻象重歸香港。新生代的情況相反，是《離》所講的由內心失重所引發的個體飄離。八、九十後雖仍存飄蕩感，迷失感，會祈望逃到安逸之地，可是一股向心力卻弔詭地出現：從保衛皇后、天星、菜園村，到反國教、電視發牌以至新界東北，為了守護珍貴的關聯和價值，不甘於深陷泥潭，想抓緊一根救命草，人們不知不覺間組織起網，墮入了網，成為了網，然後把更多人拉到網內。這也許是在飄蕩之際，個體渴望改變，意志掙扎求存，竭力從風暴之外走進內部的反映：靠著建構人與他者的連繫，拓展重新札根於本土的可能。人逼著審視自身與地方的相互關係之時，離心力和向心力在對撞。

韓寫了不少街道、市場等城市場所，更提到一次工廠工人的躺臥堵路行動。受社會福利部所託，要給予阿鳥希望的「賣氣球的男人」也有參與在內。當時他是工人一份子，聽見一句呼喊：「為了抵擋外面的衝擊或自我懷疑，我們需要一張最堅固的網」。那表示，我們或許要先處理自己和社群、集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從人與人的鏡像中交流學習，建構了堅韌的連繫，才能摸清自我，從而捍衛支撐著土地和人們的事物，梳理自身與本土的關係，與土地緊緊地拴著。

在飄蕩以後

飄蕩症患者所抵達的終點是書內阿鳥一再強調的「半空」。半空是活著的隙縫，是掙脫和束縛間，人與人不完全切割，又保持著一定距離的地方。搖擺在半空的姿態，令人們可以透察更多關於自己和內心、和他者、和地方以往看不見，又或視而不見的珍貴的事物，讓迷失的靈魂得到救贖。

小說結尾情節使人難忘：經歷過病的折磨，阿鳥的症狀一直沒有發作，也沒有治癒，結果她放棄與飄蕩對抗，反想真正體驗飄蕩。她和賣氣球的男人在腰間用繩綁在一起，在黃昏之下的沙灘拔足狂奔，最後「那根接駁著他和阿鳥的麻繩已經被拉拔得筆直，彷彿是一個新增的地平線，可以在那裏建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地平線就是個體有著控制權的關係。新的世界由自己定義、掌握，那是與內心與他者與地方相處無比舒適的地方。一切回歸個人，自我先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