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泯劻
政 治 戲 謔 歷 史 悠 久， 基 本 上 與 政 治 同 時 誕 生， 早 在 古 希 臘 時 期， 喜 劇 作 家 阿 里 斯 托 芬（Aristophanes）就透過劇作諷刺當時的政客，但政治娛樂化則是個相當新穎的概念。「政治娛樂化」一詞源於台灣，但並非台灣獨有政壇文化，全球各地都出現類似文化，歐美方面更常將其與民粹（populism）連結，甚至劃上等號。就像美國總統大選出現不少帶有娛樂化色彩的政治宣傳，除了加劇美國的民粹之外，甚至影響到香港與台灣，導致大量港台民眾成為了特朗普的民粹支持者，港台網絡遍佈親特朗普的陰謀論，甚至有不少知識分子、意見領袖都被民粹迷惑。無疑政治娛樂化能被民粹主義者利用，但這並不代表政治娛樂化就只能被用於煽惑民粹之上，由台灣的例子可見，政治娛樂化也能夠推動公民教育，對抗民粹守護民主。現時香港不論在本土抑或國際議題，政治娛樂化的身影越加常見，與抗爭運動帶有的民粹色彩相輔相成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政治娛樂化和香港抗爭陣營內的民粹？華語世界中最民主、最進步的國家非台灣莫屬，其擁有完整的民主體系和公民社會，亦是政治娛樂化最先誕生和試驗的場地。就此，筆者希望透過分析政治娛樂化如何影響台灣和歐美的民粹發展，以至對民主的影響，嘗試解答上述問題。
政治娛樂化（entertainmentalization of politics；又稱政治綜藝化、政治人物網紅化）一詞源自台灣，學術上未有嚴謹定義。廣義而言，所指涉的「政治」包括公共討論，例如透過大眾所歡迎、更為輕鬆的形式探討政治議題。縱觀全球，越來越多政治人物選擇開設社交媒體賬號，並在上面與民眾交流；Youtube 上亦有不少時事議題的創作者，以片段形式探討政治議題，深入程度甚至不亞於學術文章，但相對之下更容易入口；亦有媒體將新聞加入玩味，例如《立場新聞》美術部製作的資料圖片等。此處政治娛樂化所指涉的，是將政治以大眾歡迎的方式呈現。
何謂政治娛樂化？
政治娛樂化亦包括最傳統的政治戲謔（political satire），例如古希臘的政治諷刺劇作，就是古代政治娛樂化的例子，而社交媒體上帶有反諷意味的「膠 post」（取自粵語穢語「戇㞗」諧音）、高登連登的二次創作歌曲、網上的迷（meme）就是現代政治戲謔最常見的方式。而 100 毛的棟篤笑和台灣的「博恩夜夜秀」等，就是將政治戲謔以 Talk Show 呈現。政治戲謔透過諷刺時政為觀眾帶來娛樂，故為政治娛樂化的一種。
而狹義的政治娛樂化是指政治人物會擁有雙重身份——政治人物和藝人（亦可稱為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故此亦稱「政治人物網紅化」。此處的身份對換可以為雙向，有的是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意見領袖，有的則是意見領袖踏足政壇。政治人物透過模糊自己的「公領域」及「私領域」，令受眾分不清其自我呈現給公共展示，簡單而言即是讓人分不清其真實面貌。這令政治人物比起名人，更像是你的「朋友」，讓受眾產生親切感。政治人物模仿藝人的運作模式，將娛樂界管理受眾、建立品牌形象等手段挪用至政壇，因此政治開始變得娛樂化。
台灣的政治娛樂化
或有人認為政治娛樂化必然地損害民主，為公民社會帶來禍害，因其加劇了民粹。但台灣的「歡樂無法黨」正正就是反面例子。歡樂無法黨由三名台灣 Youtuber——「呱吉」邱威傑、「圖文不符 x 志祺七七」創辦人張志祺、及「眼球中央電視台」主播陳子見（視網膜），於 2019 年尾創辦，黨綱第一條為「歡樂無法黨意旨歡樂無法擋，以歡樂為本，實現本黨之理念及綱領」。看似沒頭沒腦的政治娛化，事實上是一個大型公民教育課程，創黨人表示成立政黨並非為參與選舉，而是認為台灣人對政黨政治缺乏了解，並希望將創黨過程呈現給民眾，配合相關議題的知識型影片，令到民眾更關心及了解政黨政治。換言而之，歡樂無法黨是一個容易入口的公民教育科，與歐美學界普遍對政治娛樂化的想像不同，歡樂無法黨推動的正正就是對抗民粹的公民教育。
上述三人均是台灣以政治娛樂化推廣公民教育的佼佼者，「圖文不符 x 志祺七七」創辦人張志祺大學三年級時發現自己對社會一知半解，因而開始研究公共議題，並製作懶人包，希望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將複雜的社會議題介紹予更多民眾，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的公民意識。為減低製作懶人包所需時間，張與其團隊前年年中開設 Youtube 頻道，每日晚上七時推出一條七分鐘的時事分析影片，因而取名為「志祺七七」，談論的議題涵括台灣政制、中國對台威脅以至香港的反送中。現時頻道經已有超過六十萬人訂閱。
而「眼球中央電視台」戲仿中國媒體對中國共產黨的歌功頌德，同時反映出台灣的政制問題。眼球中央電視台自稱為「中華民國國家電視台，為政府喉舌」，並用上「中華民國大陸淪陷重災區、香港特別淪陷區、台灣自由地區」，諷刺台灣依然以中華民國為政體，未有完全本土化，希望以詼諧方式反映出《中華民國憲法》和台灣現實的反差。頻道以政治戲謔的方式，談到中國對台的干涉、本土政治議題、台灣政壇的滑稽事，甚至到香港抗爭運動，透過娛樂大眾的載體呈現政治。
「呱吉」邱威傑則是政治人物網紅化的例子，本身呱吉拍攝的題材都與政治不太相關，誤打誤撞下決定進行一場社會實驗，嘗試在不依靠任何政黨和金主，利用最有限的資源進行選戰之下，看看政治素人能不能當選市議員。結果呱吉成功眾籌新台幣 120 萬作選舉經費，以認真可行的政綱配合自己作為意見領袖的知名度，成功獲一萬多票當選臺北市議員，成為首位進軍政壇的台灣 Youtuber。當選後，呱吉繼續以意見領袖身份配合其市政工作，例如拍攝《民主開箱》影片系列，探討電視新聞專題、政論節目收費為政治人物賣廣告。
為何將政治娛樂化？
上述提及了多個台灣政治娛樂化的正面例子，然而，究竟政治娛樂化如何切實地幫助推廣政治理念以及香港抗爭運動發展？筆者認為政治娛樂化能夠將政治理念更有效地推廣至更多受眾，掌握話語權，令更多人願意接觸政治，增強動員能力，同時令到支持者更加堅實，鞏固抗爭陣營的政治實力。
首先，政治娛樂化可以降低接觸政治的門檻，增加接觸的受眾，繼而擴大自己陣營的影響力。社會大眾平時不會主動接觸政治，尤其面對比較不切身的議題，民眾不會有太大興趣主動接觸，又或者不會深入研究。以往民眾普遍都會閱讀新聞報道研究公共議題，又或是鑽研相關學術論文或政論，所耗精神時間不菲，因而令不少人卻步。透過娛樂化的包裝，除了能吸引本身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民眾之餘，亦能降低民眾參與政治的成本。例如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在Youtube 開設頻道「堅離地球 · 沈旭暉」，以片段形式闡述國際格局如何影響香港、借鑒外國歷史經驗、以香港本位重構國際歷史等。普遍民眾都會覺得國際關係相當遙遠，而研究外國政局如何影響香港，更需要熟悉當地政治，構建出一個有條理的觀點並非易事，透過容易入口的方式，除了能令香港人更具國際視野，同時亦能將專業知識普及，令更多人在思想上武裝。
同 時， 政 治 娛 樂 化 亦 能 保 持 抗 爭 陣 營 的 信息 主 導 權， 對 抗 逐 漸 赤 化 的 傳 統 媒 體 對 信息 的 箝 制。 以 往 政 黨 或 政 治 人 物 會 透 過 新聞稿 和 記 者 會， 以 資 訊 津 貼（Information Subsidy）的方式，降低記者採訪的成本，間接透過報道傳遞政黨的立場，繼而得到設定議題（Agenda Setting）能力。現今香港傳統媒體日漸赤化，報道在立場及設定議題上非常小心，甚至會暗中帶有親政權或對其有利的資訊和觀點，抗爭陣營的政黨或政治人物則難以藉傳統媒體得到輿論的主導權。但當政治人物自身成為意見領袖，能夠以自身的影響力將資訊發布開去，便不須仰賴傳統媒體，有效反制政權對信息的操控。
事 實 上， 意 見 領 袖（Key Opinion Leader）本身就能解釋為何政治娛樂化能將信息更有效 地 傳 遞 至 受 眾。 美 國 傳 播 學 先 驅 Paul F. Lazarsfeld 所 提 出 的 兩 級 傳 播 論（Bi-polar Communications Theory） 指 出， 影 響 大 部份民眾的主要信息來源並非大眾傳媒（mass media），而是另一部份的民眾，亦即意見領袖。意見領袖頻繁地接觸其他媒體，並且對相關議題認識極深，而相比起直接從大眾傳媒獲取資訊，其他人更願意由意見領袖獲取資訊，亦更容易接受意見領袖的見解，由於過程涉及兩次資訊傳遞，因而稱為兩級傳播論。香港抗爭派代表人物經常在社交媒體上轉載新聞，由於他們熟悉政治議題，民眾更願意接受意見領袖分享的資訊和觀點，繼而領袖能夠設定議題，推動抗爭運動。另外，前香港眾志周庭的 Twitter 帳戶經常以日文向日本人分享香港抗爭的資訊，由於周庭喜歡日本文化，在日本被稱為「香港民主女神」的周在日本亦有極高人氣，相比起傳統新聞報道，日本人更願意由作為意見領袖的周得知香港情況，周甚至成功打動普遍政治冷感的日本社會，令香港局勢於日本因而得到極大關注，日本人亦普遍同情香港抗爭者。
作為政治娛樂化的一種，政治戲謔亦能強化抗爭者的信念。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William J. McGuire 提出的預防接種理論（Inoculation Theory）提出，只接受單方面觀點的人更容易受到相反觀點影響，而事前經已接受正反雙方觀點的民眾信念更為堅定，因而推論出要增強思想上的免疫力，除了讓其接觸更多相同觀點的理據外，更加可以像接種疫苗一樣，讓其事先接受弱化的相反觀點，引起民眾內心的免疫系統，而這會形成基本免疫力，避免當接觸相反觀點時信念不夠堅定。政治
戲謔透過嘲諷的形式將相反觀點呈現給受眾，讓受眾事先接收到弱化的相反觀點。今年中香港電台勒停的老牌政治戲謔節目《頭條新聞》就是傳統媒介中的例子，節目透過戲仿、挖苦、二次創作歌曲等方式，為觀眾抨擊政權和其追隨者的不足，縱使筆者認為主持人代表的政治觀點建議過時，但無可否認地節目的確透過電視機影響了不少老一輩，為香港抗爭作出過貢獻。近期網上亦有越來越多政治迷因（meme）專頁，上面以流行於網絡的迷因格式諷刺現今的政局，這類迷因的製
作者和受眾普遍都是年輕抗爭者，而製作者透過政治戲謔嘗試將敵對陣營的觀點弱化，從而推廣自身的政治理念。上述兩個例子都能讓抗爭者信念更加堅實，避免接收到親政權的觀點時立場會動搖。
與政治娛樂化共生的民粹
民粹（populism；亦稱平民主義、大眾主義等）或是社會科學中最難被定義的概念，其字源「populus」在拉丁文中指人民，故此民粹通常被視為與追求精英管治的菁英主義（Elitism）相反。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Jan-Werner Müller 在 “What is Populism?” 一書中，將民粹定義為反精英建制、追求直接民主、反多元和反審議。
民粹主義者依靠「沉默的大多數人」（silent majority），亦即被主流政治制度排除在外的群體，而民粹主義者不相信傳統政治精英，認為精英並非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而制度在他們眼中亦為情形所把持，不利於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故此民粹主義者反對精英和建制（anti-elitist）。因此，他們更渴望追求直接民主，甚至推動將權力歸還至基層的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務求真正反映人民的利益。而民粹主義者亦是反多元（anti-pluralist）的，他們認為自己代表所有民眾，因此只要你是反對民粹主義者，你就等同與全民為敵，人民在民粹主義者眼中亦是一個有共同目標和利益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內部不可能有利益和價值觀衝突，因此不會包容多元價值。更甚的是，民粹主義者認為只有一部分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人民，而人民的利益也是單一的，正因他們認為自己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故此他們反對政治審議（anti-deliberation），因而經常在競選時提出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往往掌權後無法兌現承諾。雖然政治娛樂化能夠推動抗爭運動發展，但諷刺地亦會推動民粹，成為民主與公民社會的潛在威脅，與抗爭運動的目標相違背。由台灣柯文哲、韓國瑜和美國特朗普三人依靠民粹上台，以及英國脫歐公投等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民粹如何侵蝕成熟的民主制度。
政治娛樂化本身就帶有一定反精英成份，政治人物將自己包裝成意見領袖，又或者本身作為政治素人的意見領袖參政，本身就是希望擺脫傳統政治精英遠離民眾的形象。柯文哲是台灣政治娛樂化的先驅，原是台大醫院醫生的柯 2014 年突然以政治素人的身份，並率先將自己塑造成藝人形象參選。此前臺北市被國民黨盤踞十六年，而市長之位一直都是國民兩黨之爭，柯在各方專家協助下，打着超越傳統兩黨政治鬥爭，亦即反精英、反建制的路線，以 30 條「柯 P 新政」及強勁的宣傳攻勢，得到了尋求改革的年青選民支持，而民進黨亦讓路予柯，讓柯勝算大增。柯文哲團隊為其建立出「柯 P」（台大學生對「柯文哲 Professor」的暱稱）形象，讓人感到其親民、務實、有幹勁、直話直說，看似準備為臺北市帶來一番新氣象，全台灣都掀起一股「柯 P 旋風」。
競逐連任時，柯只是以 0.23% 險勝國民黨丁守中，上任後滿意度由 2015 年的 77.2% 下跌至52.3%，民望為台灣 21 名縣市長中最低，「柯 P 旋風」急速退潮，反映出依賴政治娛樂化執政並不可靠，不少曾經的支持者轉軚。柯欠缺確切政治理念，一直打著「超脫於傳統國民兩黨統獨鬥爭」的大纛，縱使其創立的民眾黨不足一年就成為第三大黨，但就如柯欠缺意識形態基礎及確切的政綱下，民眾黨被批評為空洞、建基於討厭國民兩黨上，臺北市政府政策亦自我矛盾。柯和民眾黨同樣立場不明，柯曾表示反送中原因在於高房價，更拋出「暴力不好，香港方面要節制，中國要慎思、好好想一下」如此模棱兩可的言論，不少政黨如民進黨都曾與柯合作，但都已分道揚鑣，因此被揶揄「與所有政黨都疏遠，就是與中國共產黨最親近」。加上柯不熟悉行程工作導致內閣人事變換不斷，造成政府與議會關係欠佳，市政停滯不前。
此外，政治娛樂化會加劇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繼而令民粹變得更為熾熱。後真相政治下，民眾發表及聽取似是而非、斷章取義甚至捏造的言論，不再重視真相，一切以個人情感先行。為建立出意見領袖的形象，政治人物以虛假的言論換取民眾的共鳴與支持，導致篤信「事實勝於雄辯」的主流媒體開始失信於民眾。民眾在接受娛樂化資訊時亦會減少思考，更容易被情緒與立場牽動。當大家不再相信真相存在，甚至認為不同立場會有不同真相，公眾討論日漸減少，民粹主義者能夠輕易煽惑民眾，將社會推向反多元、反審議。在社交媒體上化身為意見領袖的特朗普經常發表大量偏激、失實言論，以不拘泥於政治正確、敢言、親民的形象包裝自己，但同時特朗普製造的假新聞為歷屆總統之冠，被指透過發表過激言論博取免費媒體曝光，甚至反過來誣衊全國廣播公司（NBC）發布假新聞。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在 Twitter 上轉載一張由 Decision Desk HQ 製作的錯誤圖表，表示密歇根州突然出現 13 萬支持拜登的選票，並質疑民主黨種票，但 Decision Desk HQ 承認圖表出錯，而最先轉載該圖表的共和黨員亦刪除貼文，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包括香港和台灣不少民眾，依然未有多加思考與查證，持續轉載該圖表，在未有查證情況下指控民主黨選舉舞弊。另一個經典例子是英國脫歐公投，當時支持脫歐組織「The Vote Leave」在社交媒體上將自己包裝為意見領袖，並製作文宣重複斷章取義、失實的言論，聲稱英國每日要向歐盟支付 5000 萬英鎊，脫歐省下的開支能撥歸國民保健署（NHS），事實上這種說法未有包括歐盟提供的減免及撥款，而免卻歐盟成員費亦不代表醫療經費會增加，但大量英國民眾誤信讒言，在吸取資訊是減少思考，因而作出草率決定。
而政治娛樂化亦會加劇同溫層，減少社會上的公共討論，繼而加劇民粹主義。迴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situation）指出相近的意見會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不斷重複，就如同迴音室中的聲音，而聲音亦會變得越來越誇張和扭曲，但身處於迴音室中的人會誤以為自己聽到的聲音就是事實的全部。不論有沒有政治娛樂化，同溫層效應（stratosphere effect）一直存在，群眾安於自己的舒適圈之中，持相同觀點的群眾會與其餘社會隔絕甚少交流，因而產生「圍爐取暖」等情況。相同觀點會在封閉空間中來回反彈，繼而令觀點變得更加極端並趨同。意見領袖並非同溫層的創造者，而是作為入面其中一員，但比起普通民眾，意見領袖的意見更為有影響力，變得誇張和扭曲的程度亦會更誇張，惡性循環下會加劇同溫層。另外，意見領袖通常活躍於社交媒體，而社交媒體為賺取更大利潤，其演算法會迎合用家口味，因而加劇迴音室效應。因此，政治娛樂化會令到社會上的聲音越見極端，而大家立場都會更為強硬，繼而欠缺不同觀點的交流，加劇民粹主義。先前被罷免的前高雄市市長韓國瑜以「庶民總統」形象參選總統，以反精英、強調單一人民利益及激昂的發言，成功凝聚不少民眾支持，而其支持者「韓粉」們在 Facebook 開設不少群組，互相交流和分享有關韓的資訊，同時親國民黨的中天新聞台經常以娛樂化方式，聚焦於其個人生活，例如韓喜歡吃什麼、穿襪子睡覺、拿酒杯姿勢等，以娛樂新聞的方式為韓塑造成親民的藝人，韓粉亦以相關報道作討論，成功營造出一個堅實的同溫層。韓的意見在迴音室中來回反彈，逐漸放大，甚至出現將韓國瑜神化、稱其為上天揀選的總統等，民粹變得更為熾熱。諷刺的是不久之後，韓國瑜以 265 萬票敗給競逐連任的蔡英文之餘，亦被失望透極的高雄市民以 97.4% 罷免，失去高雄市市長一職。
民粹導正與公民教育
現時香港的抗爭運動的而且確帶有民粹色彩。雨傘革命期間，港人追求直接民主。反送中期間亦出現反多元色彩，「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和「不割席、不分化」被扭曲成對避而不談，只要一探討有爭議的議題，部份人就會指責為分化抗爭陣營，亦反映出反送中運動亦帶有民粹色彩。現在香港抗爭運動強調「真香港人」，不少抗爭者都不視立場親政權的為真香港人，而香港人這個命運共同體擁有着可見的單一利益，只有抗爭陣營才能真正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最顯然易見的例子，莫過於香港與台灣人討論美國總統大選。以往民粹色彩濃厚的熱血、城邦系人馬大力支持特朗普，甚至將「熱普城」重新演繹為「熱特朗普城」。但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白熱化，盲目追捧特朗普變得更為常見。支持特朗普原因大多出於其堅決對抗中共的形象，而相對第拜登則向中共靠攏，民眾會嘲諷拜登屢屢失言、戀童、老人癡呆、被中國買通等。熟悉美國政局、現於美國任教的香港社會學者孔誥烽教授曾經分析道，現時美國對華態度轉硬並非總統所能控制，
政策轉向需時之餘，強硬路線亦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就算拜登上台亦不代表美國重回親中路線。而特朗普本身倚仗民粹，亦相當之鄙視自由價值，以「反政治正確」之名仇視女性和少數族裔，支持警察武力鎮壓示威等，助長極右勢力於美國抬頭。或許對部份人而言，為民主自由借助特朗普對抗中共是短期策略，但更多人是被民粹煽惑，認為特朗普能真正代表港台民眾利益，而看不到其反民主、反多元如何蠶食民主制度及公民社會。此外，不少人本身對美國政局並不了解，將候選人對中共態度變成唯一的考量因素，無視其他如經濟政策、種族歧視、性別平權等議題，甚至嘲笑票投拜登的美國人不配擁有民主。部分人甚至開始攻擊不支持特朗普的抗爭者，在其眼中不支持特朗普就等於支持拜登，而不滿特朗普就等同於與中共為伍，流亡海外的抗爭派意見領袖張崑陽撰文澄清三個有關美國大選的陰謀，清楚解釋背後的脈絡；而「We The Hongkongers」許穎婷亦提出香港抗爭者不應盲目支持特朗普，就算香港人都算是美國國策的持份者，我們都不能左右選情，但以港人名義去支持其中一方，卻會破壞民主共和兩黨支持香港的跨黨派共識，破壞與另一方的聯繫，同時香港人以網軍式文宣為其站台，會破壞港人在國際間的良好形象。儘管兩人言論中肯，理據充分，但二人依然被部分抗爭者誣衊為支持拜登、「左膠」、甚至中共細作，亦有不少留言以兩人在海外進行遊說工作為由，認為「置身香港事外」的兩人沒有資格評論，明顯看到抗爭陣營中帶有反多元、反審議色彩。
顯然民粹會導致民主制度失效，選出柯文哲、特朗普甚至韓國瑜等不稱職的領袖，又或是作出退出歐盟等草率、卻不知由誰負責的失誤決策，無疑侵蝕民主根基，但有關民粹被套用至非民主地區的研究少之又少，但透過觀察身處於後極權（post-totalitarianism）時代的香港，我們看到民粹對非民主地方帶來的影響，並非像我們想像中不痛不癢。民粹蠶食僅餘的公民社會，導致民眾更加輕視公民價值、不再著重公共討論。就如上述例子中，受特朗普牽動的民粹浪潮衝擊香港的公民社會，大批民眾盲目支持特朗普，沉醉於同聲同氣的迴音室，拒絕受其他資訊衝擊，同時抗拒公眾討論，一言不合就將對方劃為拜登支持者、中共同路人等，後真相亦導致假消息氾濫，破壞作為民主根基的公民社會。長遠而言，香港抗爭目標並非單純爭取主權或民主，更重要是構建自強自立的公民社會，就算他朝香港抗爭成功，但只剩下被民粹侵蝕得千瘡百孔的公民社會，很快香港又會重回威權時代，墮入輪迴的深淵。最後，民粹亦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令到外界質疑香港人是否配有民主，特別是歐美的自由派會對香港抗爭者反感，影響國際游說工作。就如部份人無視特朗普侮辱女性、就族裔議題發表爭議性言論、支持中共在新疆興建集中營等，只因特朗普對中共立場看似強硬就以香港抗爭者名義為其背書，部份美國人會擔心支持香港抗爭者等於支持特朗普上述行為，因而在香港議題上保持沈默。
2016 年參加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梁天琦曾在《立場新聞》專訪中講到：「要鼓動反抗力量，同仇敵愾係最強大嘅武器，最能夠煽動到一股民粹出來 …… 導正才是學問，我嘗試做，但未做到。好困難。」一方面本土民主前線以民族仇恨推動民粹，務求醞釀更大的抗爭力量，另一方面又希望導正民粹，而本民前的最終目標是導正民粹，令到香港人並非憎恨中國而抗爭，而是源於對香港的愛。民粹易放難收，但帶有民粹色彩的文宣能夠短時間內像病毒般擴散，同時掀起群眾情緒，短時間内快速動員，釋放龐大的抗爭能量並撼動社會，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民粹亦會令民眾抗拒政治精英和體制，降低門檻，令普羅大眾不需花費大量時間和精神理解各個公共議題、甚至是香港主權問題背後的脈絡，都能保持對政權的不信任和不妥協。未必每個人都有足夠時間和能力去理解各個公眾議題，對於思想武裝而言，民粹是一種廉價、快捷但不可靠的方式。以自稱為「黃絲」的老一輩為例，他們大部分都會對政權及其爪牙恨之入骨，卻往往未能梳理出這種感覺的成因，亦因未受過太多教育而未能深入了解公眾議題，沒有完整論述去支撐自己的政見；但他們仍會堅信政權是不可信的，民粹正正是一種廉價快捷、能令他們在思想上武裝的方式。再者，民粹追求直接民主的特質能推動社會變革，令民主粗略的形象刻劃於人民心中，大家會對民主產生模糊的想像，儘管不太準確，但已足以化為人民追求民主的動力。而民粹強調的單一人民利益亦能鞏固勢力，短期內能增強共同體內的想像，暫時區分出我者與他者，成為共同體以致民族的雛形。
本身利用民粹推動抗爭就是浮士德式交易，一不小心就會被民粹反噬，不論香港抗爭運動的民粹色彩是策略性被推動與否，無可否認，現時的政治娛樂化均將香港推向民粹的深淵，民粹的而且確短期內能夠為抗爭提供能量，成為我們對抗後極權的利器，但同時亦將我們推向威權體制。現在香港的抗爭經已出現民粹反撲的跡象，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更加需要保持警覺，不要散播虛假資訊，亦要有足夠智慧辨別民粹，認清情況，適當時候要導正民粹。誠然，本身容易受民粹唆擺的人不會輕易走出同溫層，就如張崑陽和許穎婷進行有關美國政局的公民教育，直至衝擊香港特朗普支持者的思想，導正民粹成效不彰。縱使導正難度甚高，為了香港能成為成熟、民主的公民社會，我們不能忽視公民教育工作。筆者認為既然政治娛樂化能夠輕易影響到群眾，我們可以透過政治娛樂化推行公民教育，就如台灣的呱吉、「圖文不符 x 志祺七七」及「眼球中央電視台」，將侵蝕公民社會的威脅化為導正民粹的工具，守護香港僅餘的公民社會。
民主並非萬能，如果徒有民主制度而沒有足夠的民眾智慧，脆弱的民主與公民社會，最後只會被民粹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