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蔚藍
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一字原指美國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輕一代。他們因戰爭龐大的死傷而對傳統的價值失望（disillusionment），失去人生的方向和意義。為了尋求解脫，他們崇拜享樂，逃到異國，體現出逃避（escapism）與無力（emasculation）的心理特徵。戰鐘靜止後，槍砲餘聲未散，灰燼四飛，望著破損的兩手、犧牲的人不安詳的睡姿，虛無感排山倒海地湧上心頭。
倖存者迷失，是因為所熟悉的價值、地方已不復。每次走出法庭，追了一架囚車，看了一篇新聞，我們都能感受到同樣的迷惘。那是對一個不曾經歷的過去的鄉愁，對斷瓦殘垣中的現狀的弔唁，對風湧雲變的未來的迷失。
今日香港，人與公義似是失去了價值。一個個生命逝去，公義沒有睜開過眼。每天，香港都有很多很多人在哭泣，他們在審暴動罪的庭外、在審傷人的庭外、在審刑事毀壞的庭外、在每一處、每一區。周梓樂同學的父親在死因庭上哽咽，說梓樂的最後一個訊息是叮囑他關窗防催淚煙。失去至親，如刀割入肉的痛。7.21襲擊案，急救員在閘外被拒入內救援，激動落淚，撕心裂肺喊道：「求吓你畀我入去救人呀！」人的撕心裂肺不會被賦予重量。法庭上，二十多歲的青年因背囊裏有兩枝油漆，就被判入獄五個月。庭下，未婚妻摟著他的背囊哭了出來。裁判官指兩枝油漆的破壞力不小。荒謬。考DSE聆聽卷的時候，電台廣告正播著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監禁十年。荒謬。深惡痛恨荒謬，但又能怎麼辦？從甚麼時候開始，在街上、在旁聽席上、在犯人欄裏、在記者會上，年輕人的哽咽已成為日常的新聞。
「Lost」Generation，甚至可解為「失去的一代」。十多歲，又或二十多歲，因為公民的身分，我們失去了學生、子女的身分，失去了學校的庇蔭，也不能再奢望父母的理解。因為在政治面前，他們都不會再視你為人，你僅是暴徒。還有好多好多的人，或者就如你我正在思考明年的計劃，那天走了堂課，也就從此歸期未知。他們有理想，他們所欲的美麗新世界無罪無錯。為甚麼？
尤記得杜啟華一案，判刑五年半後，杜的幾個朋友在西九龍區域法院門外，各自點了枝煙。沒有人說話，他們僅用哭得通紅的雙眼看著馬路——這是沉重至極的凝視，悲哀得無法呼吸如嗆煙。這是本能的迷失，這種迷失似乎跨越了時空回到我們一代身上。對出的馬路，警方的橙色封鎖帶圍住了法庭。長夜漫漫，紅腫的眼睛睜開，睡醒的時候，我們還有甚麼可以相信？
我們就是那一輩所放棄的年輕人，這將會是城市的迷失。
失去方向、失去人生的意義。一九二零年代，海明威作為迷失的一代的一員，著了《太陽依舊升起》一書。書裏面描述的情景似曾所識，人們開始逃避、尋求解脫，彷如置身於戰時的晚餐，預感事件即將來臨，但你無法阻止。酒醉之時，人們似乎是那麼的可親可愛。書中的人都沉迷於酒精、盡情玩樂，在慶典揮霍精力。我們的生活不也是這麼糜爛嗎？流轉在迪士尼、咖啡廳、水煙、「打卡」、行山、美食、「食花生」、酒聚，快樂又如同《酒徒》中那個固體的微笑，以醉意避過喋喋不休的現實。忘卻催淚煙的恐懼、新聞所報的沮喪、抵抗政權的無力感， 嘗試快樂。但撫心自問，我們的內心那麼的惶恐，我們那麼的言行不一，真的有解脫過嗎？而逃離痛苦的第二步，是離開。除了渴望移民，還有甚麼未來計劃是肯定的？但離開之後呢？自願與土地失去連繫也無所謂了嗎？走筆至此，又會有人茫然問到抗爭是否生活的一切？出走可恥嗎？人生的意義是甚麼？本來也不太清楚。
我們欲鞏固共同體，熟悉香港，但同時又迷失於自己的文化身分。千禧年出世的人需慚愧承認自己不諳香港文化歷史，菠蘿油、茶餐廳不是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習慣，舊歌也僅是舊歌，沒有經歷過街坊情誼，鄰居在講普通話，幼年也沒有讀過香港歷史。開始探索時，囍帖街也早被拆了，他們說電影又死樂壇又死。在迷霧中探索到香港也曾是「second to none in the orient」，看到張國榮憂鬱的笑顏，但那已是一個遙遠縹緲的年代。原來認識自己的文化都很難，那麼我到底是香港的誰？
總有很多人說：「香港沒有希望，我們要認請事實才可能有希望。」但是，請不要用政權的彈孔來斷定希望。希望是一種可能性，若沒有希望，我們則只剩下灰燼與斷瓦，人不可能在完全的黑暗中摸索到出路。下筆欲寫「很久以前」，但其實不是很久，只是經歷了很多。尤記得在立蒙面法的一個小時後，幾個身穿校服的女中學生在藍田地鐵站外一邊派發口罩，一邊懇請大家把握僅有的自由作最大的反抗；在記者蔡玉玲的記錄中，F在7.21襲擊中獲救後，誠誠懇懇地在法庭上多謝救他的證人，蔡及後因查證該事件被捕，她在庭上響亮地表示不認罪；十七歲的急救員在尚德停車場裏與死亡爭分奪秒，拯救周同學的性命，卻依然內疚不安。周同學的爸爸在庭外輕拍他的肩膀，這或是道謝，或是安慰；被捕的四十七人也不忘微笑，叫大家保持希望，說自己甘願承受。我寫這些事例，是因為有些人性使人失望、使世界頹唐，但也有些人依然如初，人性的光輝燦爛無比，依然堅定。有些人早已墮落、媚尚權力，但也有人記住了他們的專業，風骨凜然，把理想一刀刀烙在肉體上。能不能別放棄他們，一起前行？
但又要怎樣在迷失中走下去？
身處在香港的迷失是震撼的。《理大圍城》紀錄片裏有一幕，警方指十八歲以下的抗爭者若想離開理工大學就須留下個人資料與照片，並指「不會追究」。一個看似中學生的抗爭者站在大學門口的樓梯上，掙扎是否該跟隨師長離開。他走上了幾級，又走下了幾級。離開？他想到其他留下的抗爭者。回去？他已經被困了幾天，很疲倦。「警方的保證不可信」、「現在不走，沒有下個機會」——上下踱步，人生的去向，或者就定於此一時，但應該去哪兒？
糾結之時，有另一個中學生走下來，他們兩個對視，談論起來。也許儘管迷失，但當一群人走在一起，至少能溫暖自己，又或者能以一枝火柴，點亮一個時代。
我第一次經歷移民潮，最近踏足香港的各處都感覺似是最後一次，腳步有些漂浮。走在人來人往的彌敦道，後面的人很趕時間叫我「唔該借借」，被罵也甚是親切；站在觀塘道的天橋上，看到無數的車尾燈揚長而去，有貨車、有的士、有小巴，頓時欲哭。我想問，你牙牙學語時那麼努力學廣東話，為甚麼今天又要走到異地，費力不用它？你回來之後，香港會是怎樣的呢？電影《戲棚》中，搭戲棚的最後一步，是爬上棚的最高處插上「風調雨順」的旗。這是文化給予香港的祝福。烈日當空，這四個字在島的邊緣飄揚。那也是我們對我城的祝願。
如廖偉棠的詩所道：
「雨在待命，雨在抗命
有些風堅持激盪樹葉、海浪、每一座島
有些風堅持擁抱樹葉、海浪、每一座島」
若大家都在，香港千秋萬歲，我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