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彥寧
編／鄧蔚藍
近年來，隨著本土思潮再次興起，香港人更堅信守護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更多人開始關注本土音樂作品及香港樂壇的生態。這是筆者由衷地感到高興的事。不過所有本土音樂圈子內的人也因此得益嗎？叱吒樂壇頒獎典禮再一次引起了「樂壇死不死」的討論，但是獲獎的、被嘉許的、被討論的大多是和公司簽了約的藝人。獨立的音樂人和樂隊似乎仍未受大眾認可。
這個現象要從何謂「獨立音樂」說起。獨立音樂，普遍而言就是沒有和公司簽約的單位，而藝人則參與作品大部份的創作。撇除藝術性，獨立音樂和所謂「主流」音樂的最大差別就是市場勢力。主流音樂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是因為觸及率高。除了作品本身的質素之外，音樂作品亦依靠推廣及營銷。但任何形式的行銷也需花費，沒有投資者則難以實行。而獨立音樂通常只靠幾個人自行創作和發行，甚至是靠一個人獨自完成，故資源無論如何都追不上老牌大公司旗下的音樂人。
獨立音樂總有「經營困難」。但「經營困難」或許是他們欲自由表達其意念時必須承受的代價。獨立音樂最大的魅力正是明知艱辛，卻堅持用他們喜歡的編曲、歌詞和演繹來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感受。這次本刊邀請了來自已成軍十年的香港獨立樂隊Boyz’ Reborn的四位成員以及他們的監製Eddie，來談談疫情之下，香港獨立音樂的發展。
｜樂壇死不死？
筆者樂見「樂壇已死」抑或「樂壇未死」的問題近年再次引起熱議。其實自千禧年代起，甚或更早，此問題已被廣泛討論。隨著張國榮和梅艷芳等巨星的逝去，樂壇亦彷彿隨之驟亡。但那也是筆者出生後沒多久的事，印象並不深刻。之後，筆者每夜聽著入睡的歌、爸爸的車上播著的歌都不外乎是些公式化的「K歌」。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或許因此會覺得「樂壇已死」。後來進入青春期後，筆者喜歡上了「樂隊」，總是背著書包，校服也未來得及換下，就穿梭於不同樂隊的表演之間。獨立樂隊為筆者開拓了全新的世界，他們給予的是種種驚喜，是你不會在街上、在店舖裏聽到的聲音。獨立音樂時而高亢熱血，時而溫柔虛幻，這裏有你能想像或你不能想像的音樂，應有盡有。他們也表達了最真誠的內容，不被商業考量左右，一切都帶著「我想講咩就講咩」的態度。作品不再是「他寫的詞、她作的曲」，而是「我的詞、我的曲」。
獨立樂隊以「叛逆」之姿違反社會常態，堅守赤子之心的態度更是令筆者為之癡迷。但也是這個時候，筆者親眼見證了一次「樂壇已死」。2017年Hidden Agenda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簡單來說，就是主辦單位因「雇用非法勞工」而被捕，但這些「非法勞工」不過是申請工作簽證失敗的外國演出單位。為甚麼簽證申請沒有順利辦妥呢？因為Hidden Agenda的場地沒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政府說了那麼久的「活化工廠大廈」，到頭來還是不願意給獨立團體一個生存的空間。工廠大廈有「安全隱憂」，「活化」卻從來不包括改善工廈的環境。工廠大廈因價錢相宜，一直以來也是藝文界自由工作者的搖籃。試問沒有龐大資金來源、政府機構的支持，又有哪一個團體能夠支付「合格」場地的租金？自此以後，Hidden Agenda即使搬遷或更名作This Town Needs，都躲不過被「冚旗」的命運。這也是樂壇的一次死亡。
｜「憑著一份熱血／改變俗世」
年輕獨立樂隊Boyz’ Reborn的成員Ben、一言、Sam、阿佳、清洪、Jason、Ivan、Kenny和So九個人一起走過了青春和叛逆，見證了香港的逐漸崩壞，更一起在這於香港浮浮沉沉的本土獨立音樂圈裏時而暢泳，時而沉底。筆者推開他們studio笨重的鐵門時，只見工作室負責人兼Boyz’ Reborn的監製Eddie臉上掛著一抹親切卻疲倦的笑容。他說：「佢哋唔知點解遲到，平時好準時，你坐吓先。」他們的沙發上印有「B」、「Z」、「R」的黑色咕𠱸。泛黃的牆身甚是繽紛：牆上裱起了演唱會的海報、粉絲送的畫作和信件、採訪剪報。鼓前的隔音板上面掛了印著「倔強與直覺是青春」的周邊毛巾和一隻Pepe玩偶。電視機前有一台「街霸」街機遙控，上面還放著「跟機」的一元硬幣。這個充滿大男孩氣息的工作室（studio）不算小，故對於放棄社工這個「鐵飯碗」的Eddie而言，想必是非常艱苦。他坦言，經營獨立音樂「好難，好難，好難」。「喺香港做人本來已經資源不足，做音樂就更加資源不足。」筆者也常聽身邊的朋友說：「喺香港玩音樂搵唔到食㗎！」獨立創作者沒有公司支持，就只能自負盈虧。做音樂需要各種樂器、器材和軟件。雖謂「平有平做貴有貴做」，但資源和製作質素某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若能使用質素更高的器材，製作質素固能更高。同時，為滿足香港聽眾對製作的高要求，獨立創作者寧可提高製作成本，這可說是耗盡所有只為求「upgrade」。
｜「身軀矮細／實太閉翳」
他們不求「回本」，只求能夠分享自己投放很多心血、為之自豪的作品。因此每一場表演，不論觀眾有多少人，即使不是專屬他們的舞台，於他們眼中都是彌足珍貴的。武漢肺炎來襲前，Boyz’ Reborn 的收入六、七成都是來自演出，其餘則來自網上串流平台的版權費和自家設計的周邊商品。即便如此，單靠音樂人的身分仍然無法維持生計。而這次疫情和各種的「防疫措施」可謂是雪上加霜。
先是有表演場地的限制，後是公司、學校等不同機構的表演活動被取消，故對於以演出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獨立創作人而言，這就等如是失去了經濟支柱。港府曾多次以疫情反覆為由關閉娛樂及表演場所，時而關閉，時而「放寬」讓一半觀眾入場，而何時關閉何時放寬則無從預測。Eddie無奈地說，「有時你都唔會預到政府幾時又宣佈關閉，就算你book咗場都有機會被取消。」因此一有場地，即使觀眾只剩一半、收入減半，他們還是要「硬食」。他表示：「咁多首歌加加埋埋，一個月嘅版權費都係幾百蚊，就算演出收入減半都係多過版權費。」演出場地檔期無法預計又衍生了另一個問題：因為「有場就要做」，所以表演者基本上沒有辦法選擇方便觀眾的日期。Boyz’ Reborn結他手一言撥弄著他沒有時間修剪的棕色捲髮，說他們上一次現場演出剛好對上了學生考試高峰期，別說觀眾，就連他們自己也被各種考試纏身。但即便如此，為了做好一次演出，他們還是要在學業和音樂之間奔波。況且，因為檔期不能提早預計，所以宣傳總是很趕忙。既沒有足夠的宣傳時長，也沒有足夠的資金和推廣平台，宣傳效果必然也不會多好。樂隊雖總有一群忠實粉絲，但要突破同溫層，接觸更多不認識自己的聽眾才能夠擴大觸及率。
舞台下，觀眾人數受限制；舞台上，亦不乏難處。食物環境衛生署曾發出指引，指「若表演包括歌唱及管樂演奏，該等表演者須與其他演出人士保持至少兩米距離」。一言對此直呼「無謂」、「不切實際」，他笑言「band友」在日常生活已經很close，要傳染的話早就被傳染了。況且，如果每個樂手之間都需要保持兩米距離，恐怕只有紅館的舞台才能容納他們。比這些措施更不切實際的是所謂的「補貼」。藝術發展局於2020年初推出「藝文界支援計劃」，目的是支援受疫情影響的藝文工作者，可是只有參與了「康文署資助主辦」、「九大藝團」、「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香港體育館﹑伊利沙伯體育館等娛樂或商展」等活動的藝文工作者才符合申請資格。像Boyz’ Reborn這類的獨立藝文人和自由職業者根本無法申請資助。顯然，藝發局並沒有好好了解藝文行業的生態——除了九大藝團的表演者、參與紅館等級演出的人，香港尚有許多默默耕耘的藝文人。他們穿梭在大街小巷和樓房之間，在隙縫中努力地生存著。他們才是最需要支援的人，可是政策制定者從來沒有聆聽他們的高呼和吶喊，也沒有把「夢」放在眼內，卻把「經濟增長」視為信仰，把「熱情」貶抑得一文不值。
沒有外界的支援，他們只能依靠自己。被問及能否靠收入應付自己的日常開支，主音Ben稍加思索，表示幸好他們還是學生，暫時未需要完全為自己的生計負責，但他們也要像大部份年輕人一樣做兼職、間中教音樂來賺取額外收入。他更笑言琴鍵手阿佳是「獎學金獵人」，靠各種獎學金維生（聽說他還是中文大學傑出學生獎的得獎者）。疫情期間，他們唯有多招收音樂學生，或給別人寫歌編曲，「少錢都要做」。是的，幸而他們還是學生。獨立音樂圈的許多人長期過著「斜槓人生（slash）」，有的白天當健身教練、上班族、音響工程師等等才能養活自己之餘，也能投放資源在音樂製作上。這大概也是香港大部份有夢的人的寫照。
除此以外，他們更要想辦法解決無法現場演出的問題。被其他成員戲稱「宣傳大師」的Ben說：「livestreaming」是大勢所趨，能解決不少問題，但也有它的限制。將表演場地移師至網絡，固然能夠突破地域限制，將聽眾層擴展至香港以外。Eddie表示，以往在歐美地區，看一場表演可能要穿州過省，因此他們早早就著手鑽研將表演於網上平台轉播，發展出相當成熟的技術；而香港是彈丸之地，就算由屯門去柴灣觀看表演，也只不過是三小時內的事。因此在疫情之前，轉播表演並不普及，當中的技術仍有待改進。再者，網上轉播無論如何都無法複製現場效果。表演場地的設計包含聲學上的考慮，不同場地和設計可以通過聲波折射產生不同聲效。網上轉播則是直接由樂器和咪高峰（microphone）透過錄音介面收錄聲音在電腦後再作廣播，雖然聲效可以後期調校，但要還原現場聲效仍十分困難。
另外，樂隊表演和大部份戲劇、管弦樂團這類表演的相異之處在於與觀眾的互動性：樂隊表演講求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同步和連結。筆者認為，觀賞樂隊表演的最佳方法就是站在台下跟隨節奏搖擺和跳動，更激烈的話還可以在樂隊的號召下和其他觀眾盡情地「mosh」，即在台前與其他觀眾互相碰撞，身形矮小的筆者被衝撞得體無完膚也是常事，卻正是這種激烈的碰撞才教筆者盡興。要觀眾乖乖地安坐於座位上已令人渾身難受，更何況在轉播或預錄的表演中看著台下無人，台上獨自表演的樂隊？表演者所帶動的氣氛給予觀眾絕佳的體驗，而觀眾的迴響同樣成就了表演者的活力。若沒有觀眾的即時互動，鼓手Sam形容「energy level差好遠」。其實不難想像，鼓手本來就與台下觀眾相距最遠，但又是帶動氣氛的重要存在，現在則變成「自己喺個角落同自己玩」。因此彌補現場感又是一大挑戰。Eddie以Coldplay最近的全球直播演出為例，他形容這場表演將視覺效果融入表演，精彩的畫面賦予了表演全新的能量，彌補了缺乏現場感的空虛。可是，聲效和視覺效果要力臻完美，器材和技術支援的費用不菲。無力僱用production house的獨立樂隊唯有將就，以一己之力完成演出。同時，提供燈光和聲效等器材及技術的production house同樣叫苦連天。大型商演被迫停止，各種不同形式的表演暫停之際，表演者尚可自行透過社交媒體等平台與觀眾互動，但舞台「p-house」在沒有現場表演的情況下基本上是「手停口停」。
Ben又指，他們所面對的挑戰不僅在於網上轉播演出，更涉及多媒體的運用。他們不能再單靠表演來俘虜觀眾的心，還要依靠社交平台上的互動和創意。他說，「唔可以淨係靠音樂去互動，仲要建立樂隊形象，推廣嘅唔只係我哋啲歌，仲係我哋本身。」因此，Boyz’ Reborn在這段時間除了「𢵄歌」等待下一次演出，還試著「拍cover」和「vlog」，間中也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直播，務求維持社交平台的活躍度。Ben形容宣傳和行銷事務為「音樂以外的事」，既耗時又耗神。但在這個網絡年代，又恰巧遇上令人更依賴網絡的疫情，也許活用網絡的力量反而有助他們走進人的生活。
｜所以，獨立音樂死不死？
疫情之下，獨立音樂圈是奄奄一息，抑或尚在絕處逢生？Boyz’ Reborn的答案是：有死亦有生。死，在於疫情重挫藝文界的經濟，許多圈中人都因為經濟困難而要轉行，台前幕後亦因而流失人才。生，是在於潛在的獨立音樂創作者與聽眾有所增加。音樂製作技術普及化令音樂製作的軟件程式更方便，一台電腦就可生出不同樂器甚至是合成的聲音，而價格相宜的器材也具備了良好的性能，所以「home studio」愈見普遍，創作者可自行完成製作，並透過各種平台發表作品。另外，音樂製作的門檻降低了不少，有興趣者可以參加課程，然後自行鑽研。尤其於疫情期間，不少人有意培養新興趣，音樂則一如以往地成為受歡迎的選項。同時，隨著本土意識在港人心中紮根，「反侵襲」（cultural protection）植根於不少人的意識當中，他們關注並支持本土創作，力求發掘本地好音樂。「反侵襲」，即定義並鞏固本土的文化，而若要「定義」，就必先理解，後分析甚麼是自己所喜愛。一個民族假如尋到了其文化，它不但能夠被好好保存，更能清晰地向國際表達：「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社會對主流音樂的壟斷感到厭倦，「樂壇」在聽眾心中的印象不再受限於「主流」，反而漸趨多樣化，非主流音樂人因而多了讓聽眾認識的機會。樂壇上也有主流音樂人在其音樂作品中加入流行以外的元素，例如由Gareth T.作曲、姜濤演唱的新作《Master Class》融入了雷鬼（reggae）元素，柳應廷的《狂人日記》則包含了前衛搖滾（progressive rock）元素。此等作品有助提高大眾對於非流行曲風的接受程度，進而令聽眾更願意嘗試接觸不同風格的作品。在這百花齊放的香港獨立音樂圈中，我們期待更多不同風格的獨立音樂人，但現在樂壇尚在轉型的階段。「聽本土音樂」、「聽廣東歌」、「留意香港樂壇」並不一定等於「聽本土獨立音樂」或「聽非主流本土音樂」。獨立音樂人欠缺主流平台供他們作宣傳，而聽眾在認識不深的情況下又未必能接觸到獨立音樂，所以獨立音樂人需更主動地接觸聽眾。
因此，他們不曾放棄。即使資源不足，他們仍竭盡所能帶來一場又一場的表演，即使要移師網絡平台，要學習及處理的事項多了，他們仍拒絕粗製濫造。被問到如果要觀賞網上表演，最值得留意的是甚麼，一言立即回答：「留意吓佢哋嘅編排。」可見為了彌補網上表演所欠缺的氣氛，他們不論在背景佈置抑或歌曲編排上都花了不少心思。Ben則笑言：「留意吓佢哋嘅誠意。」縱使他們有責任盡力維持製作質素，在網絡轉播的技術層面上仍難免有不足之處，故希望聽眾能夠對資源不足的音樂人寬容一些。他更相信聽眾有能力分辨製作的優劣，並認為獨立音樂人比以前更需要支持，因他們所投放的心血和成本都只為提升觀眾的視聽體驗。即使網上表演的氣氛和體驗未及現場，他們的付出仍值得我們花時間觀看和支持。
不過令人卻步的往往都是「收費」。既然少了現場氣氛，視聽效果也未及現場精彩，表演收費貌似不太厚道。但說到底，它終究是場表演，是創作者的心血，收費亦不無道理。所以，付費看網上演出，值得嗎？阿佳說：「值得。」付費收看不僅是為了獨立音樂人的生計，亦是為滋長和壯大整個獨立音樂圈。音樂人也需要「搵食」，要防止人才流失至少也要讓他們有三餐溫飽，如此他們才有餘力繼續製作高質素的作品，從而維持獨立音樂圈的可持續性。疫情之下，聽眾的支持顯得尤其重要，Sam說：「咪當係幫大家渡過難關囉。」
｜好想接觸indie，但唔知由邊度開始？
如前文所說，獨立音樂作品資金不足，難以登上主流平台，但要尋找它的蹤影，其實一點也不困難。想在主流音樂平台尋寶，不妨使用「以曲風搜尋」（search by genre）的功能，這些平台一般會按照曲風製作歌單，聽眾可按照自己喜歡的曲風搜索歌曲。除了主流平台，專屬獨立音樂的串流平台亦獲得許多圈中人的青睞，例如indiecast、SoundCloud和StreetVoice。想尋找各地獨立音樂的聽眾在這兒定能找到寶藏。如果仍然不知從何入手，不妨在社交媒體上搜尋自己喜歡的藝人，再查看他們「追蹤」了哪些人，很多時候也能夠找到一些獨立創作者。
隨著社交媒體的用途愈來愈廣泛，不同的社交平台亦出現一些「樂評人」，以聽眾的角度剖析並推介他們由衷喜愛的歌曲。由於主流樂評已經飽和，「社交媒體樂評人」推薦的作品當中不乏非主流音樂及獨立音樂，聽眾可根據其推薦發掘曲目。雖說創作者所得的版權費真的不多，但每一次的播放都確實等同一點支持。若然想創作者有「袋落袋」的收入，可以嘗試直接向創作者查詢如何購買他們的作品。
|結語——「故事仍／靠俠客／開拓」
在疫情下危多於機是無可避免的。獨立音樂圈的復甦固然牽涉政策制定者的決定，但那不是全部。Ben說：「即使欠缺資源，創作者仍然需要盡最大努力去維持製作質素。」他認為疫情正好給予他們檢討、思考和規劃的時間。他又指就如「好食是良知」的道理一樣，獨立音樂和本土音樂不該依賴盲目的追捧，但有質素的作品絕對值得聽眾耐心的支持——抱著欣賞的心態，陪伴創作者一步一步的成長。
獨立音樂代表著不為金錢而隨波逐流的風骨，代表著自由意志和思想，代表著堅韌、熱血和夢想。如一言所說：「Indie is a spirit, not a business」，在這個無利可圖的生態環境裏，他們仍然堅毅不拔。求生意志極強的獨立音樂圈，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