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泳欣

情緒不當對待（emotional maltreatment）為一種損害兒童情緒發展及自我價值的行為模式，大致分為情緒虐待和情緒忽視。生活中不少事例都可被視為情緒不當對待，簡單如父母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再吵就揼你出街」、「生舊叉燒都好過生你」，其實都是情緒不當對待的一種。我們對這些隱晦的暴力習以為常，皆因社會對於情緒健康的關注度甚低。對於表達情緒的羞恥和對情緒健康的不重視助長了這種不當對待。兒童的地位更往往在親子關係中被矮化，自視為權威的父母以管教之名對孩子進行情緒攻擊，缺乏話語權的孩子無法對他們苛刻的言語作出反抗，只能選擇承受。父母或許會掩蓋或選擇性遺忘自己製造的傷害，但孩子不會。筆者欲討論的就是這些傷害如何存在於兒童日後的生活之中。

父母的傷害之所以對孩子影響深遠，是因為親子關係是他們學習與人相處的第一課，亦是他們成長的基礎。在親子關係中連結起父母和孩子的是「依附」。這個概念以往並沒有被廣泛討論，因上世紀的育兒方針是以行為主義（Behaviorism）為本，以「利害」來解釋親子之間的互動，故孩童依附母親純粹是為了索取食物來滿足生存需要。行為主義學家約翰・華生（John Watson）提倡漠視孩童的情感需求，更揚言父母不應因聽見其哭喊聲而去擁抱或者安撫他們，變相被孩童所「控制」。他聲稱：「母親的愛是危險的工具。」在心理學被行為主義主宰的當時，情感需求因為無法量化而在育兒過程中被忽視，因此，愛也往往被視為只是徒有形式而空洞的舉動。心理學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對這種主張提出質疑，他問道：「愛的本質是甚麼？」孩童對母親的依賴僅為滿足口腹之欲嗎？我們在親子關係中真正索取的到底是甚麼？哈洛對恒河猴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幼猴被迫從母親的懷抱裏分離，然後讓其從實驗所提供的兩個母親代替品之間作出選擇：一個是可提供溫暖觸感和擁抱的絨布猴子；另一個則是一個可提供奶水，但硬邦邦的鐵絲盒子。是次實驗結果與行為主義學說的觀點大相逕庭：幼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絨布猴子，依偎在它身上，並表現出依戀。哈洛 從是次實驗中得出的結論是嬰兒對照顧者（caregiver）的愛體現在依附之上。嬰兒對照顧者具有情感連結（emotional bonding）及身體接觸（physical contact）的渴求，並由此建立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出於本能，嬰兒會向照顧者表達對於「安全感」的需求，而此需求可從兩方面體現出：在遇到危險時，嬰兒會以哭喊喚起照顧者的注意，以此尋求保護。如果照顧者此時敏銳地察覺到嬰兒的需求並提供安撫，便能成為嬰兒的「避風港」（safe haven）。而當沒有外來威脅時，若照顧者表現出與嬰兒同在（available），則能成為其安全堡壘（secure base），令嬰兒可以放心地向外探索世界。常說「生仔應該考牌」，是因為許多照顧者未能認清自己身為照顧者的責任，而這種不稱職又往往決定了兒童會否肯定自己的價值，以及是否認為自己值得被愛。遭到情感不當對待的孩童缺乏來自家人的愛護和支持，故無法發展出健全的心理，無法擁有如常人一樣對情緒的感知和處理能力，好比一種情感上的缺陷，使他們在成長的路上總是磕磕碰碰。童年時經歷的創傷如同根莖的蛀蟲，雖不致命，卻隱隱在腐蝕著這幼株。

童年時期的情感創傷尤其值得關注，是因為孩童在面對來自至親的傷害時更為無助。哈洛之後將上述實驗升級，在絨布猴子身上安裝機關，使其噴出氣流或水柱，攻擊幼猴。幼猴受攻擊後即使顯得受驚，但仍會再次投入到絨布母猴的懷抱之中。在幼猴的行為中所展現的愛是如此頑強，甚至可說是「義無反顧」。尋求父母的依附是稚嫩的孩童在世界上生存的唯一本領。他們還未有能力辨別是非對錯，還未學懂發出求救的呼喊，還未學懂辯駁無理的教訓，便已被迫屈服於父母的權威之下。我們怎可要求孩子以弱小的身軀抵擋成年人的蠻橫？這些小小的人兒還遠遠未長大到可以自立的年紀，再不安、再恐懼也只能緊握媽媽的手。他們是如此地信任照顧者，然而總有人忘記了自己對稚嫩的孩子的責任，把無力反抗的他們當成自己的附屬品，肆意向其發泄自己的情緒。我們是要這些孩子如何成長？

兒科醫生娜汀・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發現，心理層面的創傷不單影響孩童的精神健康，還會帶來生理上難以逆轉的改變。其於《深井效應》一書中提出了童年負面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這個概念，其中涵括了近十種童年負面經驗的處境，如身體虐待、性侵犯、情感虐待等等。童年負面經歷會造成兒童壓力調節機制的失調，影響兒童對情緒的控制及對外間事物的理解。杏仁核（amygdala）會因此過度活化而壓抑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的功能，甚至使其受損。大腦無法客觀而理性地分析外界訊息，往往誤將接收到的資訊當作威脅，因此啟動「戰或逃（fight-or-flight）」的狀態，並產生過度緊張的情緒，像敏感而脆弱的刺蝟般，以攻擊他人的姿態保護自己。簡單的一句問候可能已足以觸動他們的神經，令他們誤以為自己被攻擊，並作出過激的反應來還擊。旁人或會輕描淡寫地說：「你該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事實上，當這些孩子的大腦受損，錯誤的行為或思維模式便如編寫好的程式般不斷重複運行，而這並非僅靠所謂「意志力」可以被改寫。不接納他們偶爾失控的情緒，不願仔細探問這些孩子對外界事物的詮釋和行為背後的動機，又不願幫助他們處理藏在不受控的情緒管理背後的傷痛，無異於在孩子的傷口上撒鹽。

情感傷害的影響還會體現於孩子成年後的人際關係之上。當照顧者無法穩定而持續地回應兒童的需求，如在其哭鬧時不給予有規律的回應，只偶爾關注及安撫正在哭泣的兒童，在其餘時間卻又不理睬，會對其造成心理創傷。這些經驗影響孩子成長後與他人的交際模式，更可能造成「不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而不安全依附可大致分為「焦慮型依附（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逃避型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以及「混亂型依附（disoriented attachment）」。焦慮型依附者由此對自己建立起負面認知，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故在愈是親密的關係之中，愈會表露出需要被愛，卻又擔心對方的愛不能排解自己的焦慮，對伴侶予取予求。至於逃避型依附者則建立出一套相反的逃避模式：抗拒表達自己的需求，拒絕探索和追求親密，極度追求自我獨立，以此避免在親密關係中被忽略或受到傷害的經歷重現。最後的混亂型依附者則是以上兩者的混合體：自我價值低，渴望親密關係的同時又害怕受傷，行為與實際慾望不一。

不安全依附模式的本質是對自我價值的不確定，和對伴侶的不信任，而這種不自洽和彆扭令他們無法清晰地表達對愛的需求。例如極端的焦慮型依附者或因不安而常常表達出過激的情緒，以過度控制的方式來避免伴侶的離去；極端逃避型依附者為了避免在關係中受傷而在關係中表現得不投入，對伴侶施予冷暴力，漠視其情感需求。這些不安全依附者的行為就恰如他們不稱職的照顧者一樣，不穩定、不支持、不可及，使其伴侶經歷恍如他們在童年時所建立的不安全依附，亦令他們感受到一樣的情感傷害。縱使這些行為是出於尋求伴侶的關注和愛，但這種表達方式最後造成的就只有更多的不安全感，令他們無法建立起長久而穩定的親密關係。

不安全依附除了體現在親密關係外，亦同樣出現於不安全依附者長大後建立的親子關係之中。除了「代理母親」之外，哈洛欲知道這些幼猴會如何對待自己的小孩，故利用被剝奪母愛的幼猴進行另外一個實驗。他發現實驗中的雌性猴子難以建立親密關係，即使到了成熟期也不懂得與公猴交配，也不接受求歡。在人為受孕，並產下下一代後，他們也無法飾演好媽媽這個角色，無法如普通母猴般給 予子女擁抱和撫摸，反而對他們置之不理，甚至會傷害及虐待自己的骨肉。由此可見，童年創傷所形成的是一個困局，一個在世世代代之間相傳的傷口。不被善待的他們治癒自己的路途尚且障礙重重，要他們學習保護身邊人就更是困難。

童年負面經驗這種由血肉至親造成的傷口是最難癒合，亦最難察覺。無論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創傷都不會在肉體上留下確切的傷 痕，所以這些不致命的影響便被輕易地忽略。加之父母與孩子天然的權力差距，更令受傷的孩子難以對父母的打擊或傷害進行反擊。而社會上對「孝義」的推崇，「棒下出孝子」、「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等論調更是令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被強行合理化。那麼，暴露這樣血肉模糊的傷疤出來，又可以有甚麼良方可治呢？誰也無法回到過去，替補缺席的父母，彌補曾經的自己。但，既然這些問題仍會纏繞今日長大成人的我們，就仍然有探討的價值。痛苦需要被挖掘，被解釋，被賦予正當的原因。唯有被察覺，嘗試改變根深蒂固卻錯誤的方程式，才能解開這些「死結」。如果尋找來自父母的道歉似乎不可及，那麼只有自己才能教會內裏的小孩何之為愛。「重新撫育」的概念提倡自我母育和自我父育。自我母育負責提供自我憐憫，即接受失敗與痛苦是人生中必經的部份，戒掉逃避的壞習慣。下一步便是不再責備受傷的自己，反而要給予自己無條件的正向關懷，包容並接納自己，與內在小孩重新對話，以此平衡面對挫敗時的負面感受，避免沉溺於失敗的經驗之中。而自我父育則擔當起為自己的權利發聲、保護自己的角色，及治療因照顧者缺席而造成的傷口。照顧者的不當行為會帶來創傷，而自我父育便是與過去的自己對話，撫平曾經歷的懼怕、哀傷，由自己充當自己的保護者。自我父育的其中一個練習，是想像自己回到童年，與受傷的自己溝通。「我必定不會讓你再啞忍暴力。如果有人再打你，我會還手，我會替你報警，我可以保護好你。」這樣的過程可使當事人直面對往事的恐懼與羞恥，克服無助感。

自然，治療自己的路漫漫，但這並不是逃避的藉口。如果踏上改變的路太困難，那麼至少嘗試接受自己的千瘡百孔。醜陋的裂縫，是種子萌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