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新聞】二零二二年度香港大學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選舉將於4月26日上午十時至4月28日下午五時一連三日於網上進行。五名合資格候選人將競逐兩個教委會本科生代表席位，惟候選人楊成杰早前向本報表示將放棄競逐席位，並暫停所有競選工作。本報訪問本科生代表候選人吳偉聰及謝曉杰，了解其政綱及理念。
除楊以外，四名候選人將明日（4月24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出席網上選舉論壇。論壇連結為https://hku.zoom.us/j/91426680771?pwd=OGJFWXM1a05jZk9temxiTzUwWFlBQT09。
吳：候選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吳偉聰
謝：候選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 謝曉杰
問：請簡單介紹自己，並簡述參選原因。
吳：我是本年度本科生代表候選人吳偉聰，現為社會工作學學士三年級生。我過往曾擔任不同學會的幹事，例如在舍堂、學術屬會，以及在院務委員會及一些大學管治委員會中擔任學生代表等。有見大學的許多改變，不論是關於政治環境或學術風氣，抑或學生會失去代表的角色，許多大學內的委員會的制度改革都令學生為自己發聲的渠道愈來愈少。所以我希望參選，令學生群體可表達自己的聲音。我擔當一個倡導的角色，引領各種有關大學政策的討論，令大學可以因我們的聲音而改變政策，使其更符合學生的想法。
謝：我是本年度本科生代表候選人謝曉杰，現為文學士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二年級生。我以往曾擔任舍堂宿生會及學術屬會的幹事，亦曾在大學事務委員會中工作。這些經驗引起了我對校政的興趣，我希望可以在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這個職位上為大家出一分力。我參選是因為我留意到在疫情及政治環境下，整個學生的群體處於低潮狀態，許多校政議題、許多人的倡導均不受關注。我們希望作政策倡導，除了向大家表示我們關注某個議題、聆聽同學意見以外，我們希望提出具體的方案，並與同學討論他們，從而帶來實質的改變。
問：你們的倡導工作和以往學生會進行的有何分別？
謝：我曾經參與大學事務委員會（Univeristy Affairs Committee）的工作。我認為我們的倡導更為直接。學生會作倡導時，準備文件並倡導的人未必實際地參與在（決策）過程中。如我們有幸當選，我們希望作為「當局者」、處於會議室內的人，向同學講述當中的細節。譬如透過舉行會議（Town Hall Meeting），及恆常製作影片和資訊包（Information Pack），向同學講解實際的情況。
吳：我們希望更多同學直接參與校政。以往透過學生會委員會參與的形式，令諮詢和討論都只停留於委員會的層面。而委員會亦較少邀請同學直接參與。
問：你有甚麼方法拉近和港大同學之間的距離，並提升他們在校政上的參與度？
謝：我們希望透過Instagram、Facebook等平台接觸同學。除此之外，我們亦留意到許多國際生在校政決策的過程中被忽視，所以我們在競選時亦曾接觸一些國際生的團體，直接徵詢他們的意見。我們希望透過徵詢不同的團體以獲取相關意見。同一時間，我們亦希望透過會議（Town Hall Meeting），或和教務長商討以集體電郵（mass email）的方法邀請所有同學參與過程。此外，我們希望改革委員會，向同學公開更多會議文件。這個做法其實可見於如宿舍委員會等的委員會，但許多委員會仍未採用此做法。
吳：補充一下，我們所指的會議（Town Hall Meeting）是一個諮詢大會，讓同學可以向我們發問，討論他們不清楚的事宜。在過程中我們會聽取他們的意見以改善我們的工作。
謝：老實說，我們「兩個人加起嚟都係得四隻手」，所以我們亦希望招募同學（helper）去幫助我們，令同學在沒有了學生會以後仍可透過我們參與校政。
問：請介紹你的政綱以及你最希望於任內完成的工作。
謝：我們的政綱有四個重點，均偏向政策倡導。第一，設立專責小組處理學生教育事宜，例如跨學科的課程、課程的增設和刪減，或者在非學術的範疇的問題，如宿舍事務等等。尤其當現時大學正提出許多改革方案，我們更加希望成立專責小組處理相關問題。第二，透明化資訊。有關國安教育、深圳校園、學術自由等議題的資訊雖然比較敏感，但我相信很多同學亦有興趣知道更多細節。我們希望令更多資訊透明化，使大學的學術環境更加「安全」。第三，改善電子教學（e-learning）。例如去年教委會就通過了名為「2021至28年教與學策略」（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2021-28）的文件，其重點在於疫情過後，如何將網上學習融入日常的課堂。我們留意到大學有關部門的運作很混亂，因此我們希望大學界定清楚各個部門的責任。最後是學生福利，例如校方曾宣佈將改變文娛中心的用途。我們希望學術政策令更多國際生受惠，例如在節日期間，如穆斯林的齋戒月，他們未必適合參與學術活動。我們希望節日原因能像醫療原因般作為正當的缺席理由。
吳：個人而言，我最希望跟進深圳校園的設立。我也是社會科學學院的院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社會科學學院就曾表示會在深圳校園開設學科。我希望大學公佈更多深圳校園的實際資訊，例如在深圳頒發的學位究竟和在香港頒發的學位是否一樣？每個學院於深圳的營運模式為何？到底是「一體化」，即兩個校園的資源共用，還是深圳校園會有獨立的學院，以類近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模式營運？至於學科開設和教職員的運用，究竟深圳會使用現時在香港教授的學者，還是直接在中國聘請教授？這些都是未知之數，而且會深切地影響香港大學的教學質素。而畢業後學位會否貶值等等亦為我關注的議題。我希望教務委員會在討論這些事宜的同時，可逐步公開資訊，讓同學能夠關注這些與他們有關的議題，而非待學校決定後才得知，當中同學缺乏知情權。
謝：我最想做到的是委員會或其架構上的改革。雖然工作非常煩複，但我認為其改革其實很重要。在陳文敏風波之後，香港大學曾委派三名專家檢討香港大學的管治架構，當中一個最重要的建議為交由主管人員（officer）擔任委員會中部份的職位。同學或老師即使對該議題有意見亦不能參與決策過程或直接反映。這個問題在近年更加嚴重，因為香港大學現正有許多的改革，例如設立科創習新（Technology-Enriched Learning Initiative）。香港大學現時聘任了很多主管人員，同學或師生卻不能參與決策過程。我希望在重要的議題上可以由一個委員會而非主管人員決定決策過程。又或在重要的主管人員的遴選程序中增加規程上的要求，定明須進行至少一次對師生的廣泛諮詢。
問：請簡單解釋教委會的工作內容以及其重要性。
吳：教務委員會主要的工作內容是處理學生福利及學術課程事宜。而教委會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就每一個學院中不同學科課程的增設或刪減，以及課程上的改動，例如課程實質上的教學編排提出建議，而建議在獲通過後將落實。除此以外，教委會中亦有不同的委員會。當中不少委員會與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CEDARS）的運作相關，負責處理學生福利事宜，例如學業指導及首年學習體驗委員會（Academic Advising and First Year Experience Committee）便會決定新生註冊日（Registration Day）的舉行方式。當中教委會把持了最終決策的權力。
謝：教委會的重要性在於其為大學管治架構下，就教學安排上有最高決策權的機關，因此教委會代表著港大師生的聲音。比較教務委員會和校務委員會，例如於解雇戴耀廷副教授一事上，便可見校委會所作的決定某程度上與大學的教學不相關，許多同學及教師亦反對其決定。我相信教委會的重要性在於其「橋頭堡」的角色，其守護港大在學術及教學上的專業。
問：正如你提及，在2019年，校委會無視教委會的意見，通過解僱戴耀廷的決定。你如何評價該事件？若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如何處理？
吳：當時教務委員會的決定為不解僱戴耀廷副教授，校委會卻推翻該決定。我認為校委會的決定並不尊重教務委員會，因為教務委員會其實有權力決定該教授的去留。校務委員會的決定可謂越權，破壞了大學單位之間的互信。
謝：我的看法亦很相似。既然教務委員會已經作出決定，校務委員會推翻該決定並不妥當。有校務委員在採訪時亦直接表示他們的決定乃基於法律考慮等，而非大學的學術或教學。我認為此越權的做法非常不值得鼓勵。不過，我更想指出，很多時候港大師生均透過非正式的渠道發表意見。在他們尊重大學規程的同時，校務委員會的做法卻徹底地打破了大學與師生之間的傳統和信任。我認為學術自由由很多傳統或信任維繫而成，其因此很容易被改變。而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正正打破了這些傳統或信任。其「單純以規程作決定」的方法，乃對香港大學學術尊嚴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我們為當時的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我認為我最可能做到的，一方面為透過非正式的方法，例如學生聯署等表達意見，另一方面和我所認識的校務委員作斡旋，例如向一些校外委員陳述解僱戴耀廷副教授實際上對香港大學所作的影響，此決定將不單只影響戴耀廷副教授的學生。
問：有見現時各個大學管治委員會學生代表均未有產生機制，你將如何運用教委會學生代表的身分處理這個問題？
吳：教務委員會可以修改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改變學生代表的產生方法。學生代表以往由學生會提名或直接任命，如今教務委員會則尚未討論此事。如果我們能夠當選，我們希望可以主動提出相關議程以及實際改動方法。
謝：以往由香港大學學生會提名或任命學生代表的委員會有兩類，其一為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這些委員會可由教委會修改其職權範圍。而平等機會委員會（Equal Opportunity Committee）、歧視申訴委員會（Discrimina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及紀律委員會（Disciplinary Committee）則不可以相同途徑修改其職權範圍，尤其是紀律委員會牽涉到香港大學規程。有見現時未有「全校性」的學生組織，最可能的替代方法為由教務處（Registry）舉辦選舉，以類似教委會本科生代表選舉的方式選出學生代表。假如校方決定採用此一方法，我們亦會以自己的Instagram帳戶宣傳選舉，希望有更多同學參選。
問：請指出你最關注的大學管治委員會並簡述原因。
吳：對我來說是學業指導及首年學習體驗委員會（Academic Advising and First Year Experience Committee）。在其兩項工作範圍中，我的工作重點將放在首年學習體驗，即處理剛入學同學的迎新活動，包括新生註冊日、不同學院及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的迎新活動。換言之，此一委員會影響著新生們接收到的資訊、他們對港大的認識。而委員會的另一工作範疇為「學業指導」，例如不同的學院會各自為新生安排一名學生學業導師（Faculty Student Academic Adviser），其將以類似「師兄」的身分引導新生認識港大。學業指導及首年學習體驗委員會顯著地影響著新生的大學生活，我因此最關注此一委員會。
謝：我最關注的委員會為宿舍委員會（Halls, Committee on），最主要的原因為自己亦曾擔任宿生會的幹事。宿舍委員會當中同學有很大的參與空間，例如宿生重收（readmission）、舍堂教育經費（hall education fund）和舍堂學術經費（hall academic fund）的運用，以至新設立的開支項目均會於委員會中討論。委員會大部份的會議文件都是公開、透明的。我認為此做法值得其他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參考。尤其在一連串的舍堂改革事件中，校方只視委員會的決策為參考，委員會主席亦拒絕委員於會議中討論相關問題，可見委員會的功能一再受到挑戰。有見及此，我最關注的為宿舍委員會。
問：對現時的網上教學及考試安排有何看法？
吳：校方延續了去年考生須以兩部裝置錄影過程的安排。但我認為，只要一部電腦、一個鏡頭其實便足以監察考生有否作弊。現時的安排為同學造成了不少麻煩。要面對考試的同學本已十分緊張，學校卻加重同學的負擔，甚至令部份只有一部錄影裝置的學生需額外購買，可見安排對部份同學不公。
謝：我認為現時的網上教學有數個問題。香港大學於疫情開始前已設立不同的部門，例如科創習新（TELI）、資訊科技服務（ITS）、圖書館（Libraries）等。但網上教學的責任分散於不同的部門，同學難以向校方表達意見。另外，特別在疫情期間，校方對同學的支援十分不足，例如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同學於家中難以得到軟件等實質支援。而患有色盲的同學亦會因課堂簡報的設計配色，面對額外的學習困難。現時大學缺乏對他們的支援，令他們難以容入課堂。同時，理學院實驗器材的不足令學生無法像醫學院的學生般，在模擬實驗室（simulation laboratory）進行實驗，影響了他們的學習進度。因此我希望能在教委會中討論上述議題，讓校方聆聽學生的需要。最後，就著校方轉移師生的Google帳戶至微軟（Microsoft）平台的決定，許多教職員及準畢業生無所適從。就此，我建議校方參考理工大學設立學生電腦虛擬中心的政策，讓同學自行下載相關系統，並藉此進入大學的電腦系統，使用大學提供的軟件。此舉一方面可讓同學更有效地整理文件，另一方面亦可為同學提供更多支援及服務。
問：如何評價現時校方和學生組織的關係？
謝：現時校方與學生組織的關係十分疏離。雖然現時CCSO承諾會為學生組織提供大量的服務，但當學生組織向其查詢時，卻發現許多服務依然欠奉。CCSO於成立之初便強調自己「幫助學生組織解決疑難」的角色，但事實上他們所能提供的只有「枱枱櫈櫈」，甚至連場地亦未能提供。同時，他們不斷地向學生組織提出要求，例如不允許出現「香港大學學生會」字眼等。我認為CCSO作為一個新部門，其與學會在建立互信的過程上表現得「非常差」。至今，許多學會與CCSO和校方之間仍有「十分大」的距離，學會或因認為向校方表達意見成效不大而不再提出意見。
吳：我會以學生和教師的關係形容兩者。校方現以「管治」的態度看待學生組織，要求學生組織不得提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又訂立規條規管學生組織，以運作中學學生會的方式來管理他們。「老師」對學生組織的運作有所管轄，同學則須受其監督。我認為此關係並不理想。作為大學生，同學應脫離中學生的思考模式，保持學習及思考上的自主。因此，大學不應對同學作出過多的監管，試圖控制他們的一言一行。
謝：在舍堂改革一事中可見，許多時候這些改革皆為「黑箱作業」。加上，以往在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上，校方不願意給予學生直接參與的機會。以上種種均會令學生認為他們與校方之間的距離「十分遠」，甚至令部份同學敵視校方。
問：你最後想對選民說的說話。
謝：很多人在加入香港大學時，曾對大學的學術自由、校園生活有很多憧憬，但或因疫情或政治環境，甚或龐大的官僚體制，一些同學感到非常氣餒，更對大學所作的決定感到失望。但我很想向同學說，師生公治的成果乃由前人以汗水灌溉而成，即使學生會在校政退席，我們亦希望同學在日常生活當中，透過譬如校園媒體的校園新聞嘗試了解校政。在有更多心力的時候，不妨向自己的學生代表提出意見。我們希望學生代表能更樂意、直接地聆聽同學的意見或建議。唯有大家共同堅守自己的崗位，學生在校政上才不會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