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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專訪】二零二三年度香港大學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選舉將於4月25日上午十時至4月27日下午五時一連三日於網上進行。三名候選人將競逐兩個教委會本科生代表席位。本報訪問本科生代表候選人王則銘及曹紹棠，了解其政綱及理念。
曹：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候選人 曹紹棠
王：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候選人 王則銘
問：請簡單介紹自己，並簡述參選原因。
王：我是本年度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選舉候選人，理學士二年級生王則銘。我參選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我希望藉着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的身位，提供更多溝通平台予持份者，令校務資訊更流通。其次，我希望向校方跟進疫情復常之後的學生福利事宜。繼評議會風波過後，學生會不再受校方承認，學生徹底失去平台與校方溝通，令校政資訊流通往往較慢。我希望競逐是次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建立一個實體辦事處，以主動、定期地與不同持份者合作、討論，迅速應對校園發生的重大事件。
跟進校園福利方面，疫情過去已久，［校園生活］已經回復正常。很多校園福利，例如膳食安排和學生的學習空間，都常被忽略。我希望藉此身位收集不同同學的意見，並向校方提出建議。
曹：我是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選舉候選人曹紹棠 ，教育學院教育學士及理學士四年級生。我發現港大在我就讀的四年來有很多問題都沒有改善，例如「智華館」自我入學以來都是「爆」的，CEDARS的心理輔導服務的配額總是不足，輔導員供不應求。這些問題長久以來並無改善。教務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正正對應以上問題。所以我希望將以上議題再次在教務委員會上直接與高層溝通、討論，更快解決同學這些迫切的需要。
問：兩位均為大學管治委員會本科生代表。若當選教委會本科生代表，兩位的工作會否受任何正面或負面影響？
曹：我是學生輔導委員會（Committee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Counselling) 的成員之一，一個月前已經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校方指這些委員會大部份並非直接由教委會管轄，例如我所屬的學生輔導委員會是透過附屬於學生事務委員會（Committee on Student Affairs，由教委會建立）而間接由教委會管轄。這代表我所屬的學生輔導委員會提出的所有建議，都需要通過一層又一層的文件來往與教委會溝通。如果我能夠直接在教務委員會提出這個問題，［校方］便能更快解決到現有問題。
王：而我認為雙方是相輔相成的。以我負責的大學管治委員會——舍監與舍堂導師遴選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Selection of Wardens, Masters and Tutors）為例，雖然委員會裏還沒開過會，但如果我有幸當選教務委員會本科生代表，比較熟悉校方高層，對我在管治委員會的工作亦會有所幫助。
問：請簡單解釋教委會的工作內容及其重要性。
王：教務委員會非常重要，是最高的學術權力機關，負責的事頗多，包括整個學術範疇、學生福利，小至職員升遷，以及校園建設、基建、未來的學習方向，這些都是教務委員會職權範圍內的東西。教委會的其他職能，例如學生福利，譬如膳食安排、智華活動空間等，都跟港大同學有密切關係。
曹：在教與學範疇，課程的改動、加減，都是教委會需要通過的。他們未必直接推動這些改革，很多時候，都要通過相關的學院，將建議書呈交教務委員會討論。這些都在教與學上同學生有關，而剛才王同學所說的學生福利、膳食，或者我剛剛所提到的輔導，教務委員會都會是負責審議相關建議書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委員會之一。
問：你認為教委會本科生代表會否取代學生會的角色？如果不會，你們所處理的議題和以往學生會所處理的有何分別？
王：很難用「取代」這兩個字，因為我覺得教務委員會有自己的職權範圍。我認為學生會包含校務、會務和社會事務，這些正是教務委員會不可能取代的。而長期而言一定要有一個學生會去處理這些事務，但現階段我們希望的就是做好我們職權範圍所做到的事。
曹：我用以往的學生會架構來討論吧。以往有好多學生會工作，例如外務秘書的工作都不會在大學管治委員會、校委會、教委會上討論。教委會可能有它的政治取態，這的確會與學生會有衝突。但相對而言，對教委會兩位本科生代表未必有太大的政治取態上的關係——當然也有例外，例如早前的戴耀廷副教授解僱事件。但其實翻查過去幾年的教委會文件，相對上未必有太大的政治關係。
如剛剛王同學所說的會務，學生會、評議會上的事務，真正討論下去，也不會和教務委員會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整個學生會來說，就相對只有大學事務秘書的工作和我們關係大些。所以整體我會說，［學生會與教委會］是相輔相成的作用，實際上兩個都有必要性。
問：請介紹兩位的政綱以及你最希望於任內完成的工作。
曹：我的政綱主要包括兩個大範疇，一是教育創新，二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方面，我最想在我任內做到的是成立一個常設的學術自由委員會。港大曾經成立「學術自由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Academic Freedom）。它在2002年完成了有關學術自由在港大的實施之後，就沒繼續工作。但大家都不清楚這個工作小組是停止運作抑或解散了。
而我推動成立的常設委員會——常設代表它會一直存在，因為學術自由在港大是一直需要被恪守的價值觀——［委員會工作］主要包含制訂各學院有關學術自由的政策。我大致參考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類似性質的委員會，其負責訂立學院的電郵政策、版權政策，甚至是整個大學對於「學術自由」這四個字的定義，都是這個委員會應該處理的工作。
教育創新方面，當然少不了ChatGPT，總體來說這類的生成式AI工具能否在港大中使用？現階段我也回答不了，甚至也不是我倆能決定的。但我們希望能加入工作小組，表達學生的意見，告訴校方我們也需要所謂的科技素養去應付未來日新月異的社會。長遠來說，我希望推動大學接納同學使用ChatGPT這類的生成式AI工具。
王：而我任期內最想達成的選舉承諾是建立實體辦事處，我認為屬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溝通問題，這往往令校政資訊透明度不足。我希望未來實體辦事處能討論不同議題，例如膳食問題和教與學的安排。我亦希望定期舉辦論壇，或者定期以線上或者線下的形式與不同的屬會和持份者合作，加強溝通，令校政資訊得以流通。
問：請評價香港大學學術自由現況。
曹：早前《大西洋》報導［1］，一個港大研究生舉報教職員涉嫌危害國安。另外一間香港的大學也主動舉報其教職員涉嫌危害國安。我認為不止香港大學，整個香港的學術自由乍看沒有受到很大危害。大學沒有明令禁止教職員不可以做什麼，但這些新聞其實構成了寒蟬效應。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成立「學術自由委員會」，對抗寒蟬效應，恪守大學的學術自由，起碼令這個知識的搖籃得以繼續。我明白大學有它的考慮，但起碼在學術層面上討論所謂的敏感議題，應該被容許。不是像如今，當有一單新聞刊登後，大家都噤若寒蟬。在課室裏展示包含港獨等敏感議題之投影片時亦會擔心會否被舉報，這是不能夠接受的。但還未有一件事件直接侵害學術自由，我只能說有寒蟬效應的影響。
王：我認為曹同學剛才說得很好。我們需要一個委員會處理學術自由。以我理解，［學術自由小組的報告］00年開始準備，02年完成。但多年以來都未曾提供任何的進度報告或者議程表予港大同學。如此同學可見港大想關心學術自由，但直到我入學的這幾年間都看不到任何進展。可見港大對學術自由有點漠不關心，有心無力。
問：兩位剛剛提到學術自由委員會，可否講講其性質和實際工作包括什麼？
曹：整體來說，委員會主要負責制定各個學院或者整個大學對學術自由的宏觀方針和具體政策。它除了由大學教職員、大學高級管理層組成，也需要有學生代表。畢竟除了教職員會考慮自己能否自由地表達教學內容，學生也會擔心自己所寫的內容會否被老師舉報，所以學生的聲音也十分重要。
正如我剛剛所說，參考外國大學的例子，我們平常不認為有關學術自由的範疇，例如電郵、版權也是這個委員會關注的。教材的準備、學生的評核方式，都包括在學術自由這個大框架裏面。
委員會主要的工作就是：第一，整體地界定什麼叫學術自由，因為實際上學術自由未有很清晰的界定，所有大學都是如此。香港大學02年的時候的確推出了一份所謂的文件——但我們現在已不能索取。裏面詳列了何為學術自由，以及大學成員有何所謂的「freedom」及「responsibility」［2］；但因為它沒有中文版，所以我就無法直譯所謂「freedom」及「responsibility」。更重要的是，它應該能解答現在教職員或學生這個問題：大學能否實現學術自由？它應能解答教職員的提問，例如：「這是否可以在大學裏討論？」，而我相信多數的答案應該是「可以」。當然，界定這是否學術自由是委員會的工作。我想不到例子，但是它應該界定學術自由和解答教職員和學生關於學術自由的問題。
問：剛剛你提到電郵政策和版權政策，這些如何影響學術自由？
曹：如果你在港大使用影印機，可見上面有張貼關於版權的政策，列明教職員使用這些資料時需要真誠地用於教學用途。但不一定［允許］翻印用途的網上資料又可否使用呢？這都關乎它對學術自由的理解——是不是所有學術材料都可以不理會版權而使用呢？就好像我在網上隨便找一段新聞，內容及來源都受版權影響，這也是剛才說的版權政策能否恪守學術自由［的例子］。
電郵方面，大家都會認為學生與教職員之間的電郵溝通較私人，但是這種溝通方式是否代表不需要［理會］學生的學術自由？又或者一個教授在課程moodle公開發表一些言論，是否恰當？有些言論的確不恰當，但它可否被認為符合學術自由，所以就可以發表？這些議題都是有關學術自由。電郵是一個媒介，在一個大的學術自由的框架裏面。
問：2019年，校委會拒絕跟從教委會的意見，通過解僱戴耀廷的決定［3］。兩位如何評價該事件？若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如何處理？
王：我認為教務委員會是學術自由的一個代表。校務委員會是最高的行政機關。我認為如果校委會不聽從教委會的意見，某程度上可能引起權力的分立問題。如果再次發生類似事件，我會給戴耀廷教授一個公平的平台決定去留。
曹：香港大學條例第十二條列明校務委員會可以因應教務委員會的意見來決定是否有所謂的「好的因由」，英文是「good cause」，去解僱一名教師。在戴副教授的事件中，教務委員會認為他有不當的行為，但未足以成為解僱的「好的因由」。所以與其說是校務委員會無視教務委員會的意見，我甚至會說是校務委員會選擇性否定教務委員會的意見。它在這個事件上架空了教務委員會提供的意見。即他日，它無須理會教務委員會的「是」或「否」的答案，或者無須有任何的因由，只憑自己決定去解僱教師。我認為整件事不能接受。
問：可否請王同學再補充剛才提及決定戴教授去留的公平平台是如何？
王：我好同意此事不可接受。關於戴耀廷教授的去向，我認為港大同學某程度上沒有被廣泛諮詢，我認為應該舉行論壇去問——譬如——法律系的同學的意見。
曹：我稍作補充。剛才提及「好的因由」其實在條例裏沒有一個實質的解釋，我來舉些我認為「好的因由」的例子。例如：他和學生有不當接觸、任何形式的不當交易、影響學術自由、犯版權罪行，以致大家認為他不適合做教師，我認為這些是很確切的「好的因由」。
戴副教授的例子中，教務委員會認為他只有不當行為，但未構成「好的因由」。當校務委員會討論此事時，我都會要求校務委員會代表提出到底校方的決定和其理由是什麼。校方應知道此解僱決定具爭議。我認為應該有個負責的管理層來明確地告訴我們解僱的理由是什麼——這是最重要的——以及校方是否有權衡過大學各個持份者的意見，例如學生或很愛戴這名教授，因為他學術做得好。有個這麼具有爭議性的解僱事件，我會主動要求大學管理層向所有同學詳細解釋解僱的因由。更重要的是學生的知情權。事實上，教務委員會或校務委員會的決定由本科生代表一席、兩席無法撼動些什麼。我們更想知道的是，為何這樣做。
問：教育創新方面，兩位如何評價校方現時的AI政策？
曹：我認為校方現時的政策是故步自封，但暫時可接受。港大的確只有很短的時間去決定這個學期能不能夠使用這些生成式AI工具。
我明白在校方立場，為了所謂恪守學術誠信而選擇一刀切，暫時禁止同學在評核中使用生成式AI工具。但我講的故步自封是，其實新聞或其他媒介都有人指生成式AI工具在將來必然是社會趨勢，大家都要學會使用。現在這種故步自封，只能是一種暫時的做法，希望不會影響同學的學術誠信。長遠來說，校方仍然需要接納同學使用生成式AI工具，幫助他們踏足社會之前了解社會上的科技趨勢。「學術誠信」這四個字，並非今時今日才開始討論的，例如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校方突然轉「合格/不合格」（Pass/Fail）評核方式（編按：2019年11月，因應反送中運動，港大轉為網上教學，允許同學選擇「合格/不合格」評級方法［4］；2020年3月，港大宣佈因應疫情繼續此安排［5］），這時同學又能否恪守學術誠信？線上考試的時候，校方又能否確保同學完全沒作弊，恪守學術誠信？如果長遠來說，校方仍然因為「學術誠信」這四個字全面禁止同學使用生成式AI工具，只是一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而已。現在有這種工具，長遠來說應該制定政策，讓同學在恪守學術誠信的情況下，使用這些工具輔助學習或評核。
王：現在大學不允許使用新的AI工具，某程度上比較保守。我能理解為什麼大學這樣做，因為這類東西比較創新，社會上也廣泛討論。我也明白在一個學期裏面，未能容許學生或教職員使用ChatGPT這類工具。但正如很多大學教授所言，ChatGPT在未來會是大趨勢。長遠來說，港大應該去適應它，而不是逃避。
問：除AI工具，兩位將推動大學探索什麼其他電子學習？
曹：電子學習工具我就未必那麼熟悉，但整體來說怎麼推動更加好的電子學習？Zoom已是電子學習，播放影片也是普遍的教學方式。教職員可否使用更多網上資料教學？但是，可能大學的教職員，尤其是教授，多數重研輕教，這個問題也不是今天才開始討論的。他們在課上主要「讀PowerPoint」，同學都覺得沉悶。有沒有辦法可以融合這些所謂新式的教學元素呢？乃至可否開放之前的錄影短片或者今學年新的錄影短片，讓同學不一定要回校才可以繼續學習。
但其實我的提議也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有人說電子學習未必比傳統學習成效高，但是作為學生，我們只能用我們［的經驗］去判斷這個問題。但長遠來說，校方也需要研究如何取兩者之利，或者將電子學習的部份融入現時教學之中。
港大一向都有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規模開放線上課堂），是大學電子學習工具，主要開放給公眾，不是面對學生。對學生也可以推行MOOC，也值得研究。
問：王同學剛才介紹政綱時提到希望建立實體辦事處，請問有否具體計畫？
王：去年，現任教委會本科生代表吳家齊提過類似的計畫，我也曾詢問過他的意見。他指去年未能建立實體辦事處的原因是他們計劃的規模過大。那我們希望今年的規模由小一點開始，提供平台給不同持份者溝通，並讓屬會就教務委員會管轄之事務諮詢我們的意見。如果有幸當選，我們希望能儘快撰寫報告書向校方高層提出實體辦事處的可能性，希望9月尾前能完成這個選舉承諾。
問：兩位如何評價現時校方和學生組織的關係？
王：我認為比較疏離。以蒲飛路校園為例，在校園建設上，學生作為這麼重要的持份者，（校方）都沒諮詢學生意見。我認為長遠來看，應該建立一個工作小組，加入學生代表。我也有參與2月中第二舍堂村的學生諮詢論壇，裏面也講及不同的舍堂宿生和學生代表都在工程中面臨不同挑戰，比如噪音、供水、鼠患問題。校方如果一開始主動和學生溝通，設立工作小組並納入學生代表，就可以避免這些問題。我認為校方和學生的關係偏向疏離。
曹：校方正用一種嚴苛的態度對待學生組織。例如早前某舍堂學生會橫幅仍含有香港大學學生會這幾個字，遭到校方直接禁止使用校內設施。可見他們對待屬會十分嚴苛。校方對學生團體也非常疏離，不太理會學生意見。在我入學第二年，即是在21-22學年的時候，［校方就］蒲飛路校園工程計劃舉行過一個論壇，但當時論壇只邀請了第二舍堂村的三間舍堂。該次討論後，鮮有見到校方派任何一名人員到相關舍堂或者對公眾、學生解釋。所以我也認為［校方與學生的］關係非常疏離，校方態度非常嚴苛。
問：請兩位評論現在大學管治委員會學生代表的產生機制？
曹：宏觀地說，委員會［現在］選舉的方式更加大眾，由全民選出現時本科生在各個大學管治委員會的代表。但我更留意到該選舉的投票率非常低，只有五百多人有投票（編按：本科生投票人數為1026人，惟大部份當選人取得約400-600票［6］）。可見同學對大學管治委員會的參與，甚至對其工作內容都未必有很多認識。當然，可能也有同學對這次的背景和委員會的意義的考慮。所以我們都希望探尋更好的方式，讓同學更加瞭解大學的管治委員會的工作內容，從而推動更多同學提出見解。就算他們不參選，提出意見也對現時本科生代表有裨益。
王：我認為大學管治委員會的投票機制某程度上令更多港大同學有機會參與校政。但同時，正如剛才曹同學所說，其投票率不足。以我理解，今年的投票率只有5.8%。這種狀況某程度對於當選人的正當性（「legitimacy」）有一定影響。
問：剛剛曹同學說希望有個好的方式給大家，讓他們知道關於大學管治委員會的詳細工作內容、意義，具體方法是什麼？
曹：開學時會有開學的事務，開學前會有新生註冊日（Registration Day）的事務，學期完結前會有評核的事務。每個大學委員會的工作都有它相對應的時間，例如說學習指導及首年學習體驗委員會（Academic Advising and First Year Experience Committee）其中一個很大的範疇就是負責新生註冊日的行政安排；或者心理輔導——學期末大家面對很大的學業壓力的時候可能會在心理輔導上有更大的需要。
不同委員會本身工作或需要關注的時間都有不同。隨着這些時間，我們可以推行一些問卷去直接詢問同學的需要及意見，避免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同學亦可面對面在剛剛提到的實體辦事處直接和我們對話。就算我們不在辦事處，我們也會在社交媒體上。永遠有能直接找到我們的方式，同學有意見提出，我們絕對會考慮。
問：據《明報》報導［7］，港大校董會擬修訂大學規程，將紀律委員會的學生代表改為由教務委員會委任。以往該委員會學生代表由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提出人選。兩位如何評價該安排？
曹：我用一個比喻，我認為他現在嘗試「將所有的球證都換作自己人」。紀律委員會本就有教師代表或者教師的席位，以往評議會選出的20名的整體的委員會名單中，委員會（編按：應為教務長［8］）會就每次事件再挑選一定數量的學生代表去專門審視單一事件。最新的方案我們尚未知悉，這與我之後會說的政綱有關，我們沒辦法取得校董會實質的討論內容，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最新版本是否仍採用這個方法。但我們若在這個方案上繼續討論的話，校方完全將所有的球證都換作自己人。
其實紀律委員會除了衡量學生的行為是否正確之外，亦會決定他們對學生的罰則。所以，除了學生有否犯錯之外，如果學生有錯，罰則是什麼也相當重要。所以只要校方將所有球證都換成他們委任的人選的話，學生在這些事上便完全不能代表他們的聲音。這必然會引起［學生］對整個委員會的民主性、公平性的質疑。
王：如果以這個機制委任的話，會有問責問題，因為以往由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負責向紀律委員會代表問責，有不少評議員會質詢所屬代表會否有改善空間。如學生代表由教務委員會委任，就失去了問責機制，學生投訴無門。
問：曹同學剛剛提到智華學習空間未能應付日常學習需要。請解釋智華之不足及兩位的建議。
曹：智華館是其中一個例子，其實連同大學圖書館的學習空間都不夠。客觀而言，的確能看出大學嘗試改善，例如將教育圖書館的館藏搬至主圖書館，將騰出來的空間改為學習空間使用。但實質上，教育圖書館騰出的空間並不大，所以對解決學習空間問題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不大。
長遠來說，蒲飛路校園能否容納一點學習空間？蒲飛路校園建成後，多數經管學院課堂都改在蒲飛路校園進行的話，那麼把現時梁球鋸樓內的空間開放予學生使用，也是個可行的方法。但我相信現時會議上未曾討論過這個規劃。
王：學習空間不足有幾個方向可以改善。我留意到校方有嘗試做一些補救，比如CEDARS在考試期間都有開放兩間房間予學生自修，這可以是長遠方向。又例如放學後騰出空間給不同同學自修。可能開放四至五間房間都可舒緩此問題。
問：曹同學早前提到由CEDARS提供的輔導服務有不足，請問兩位認為可以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曹：現時學生如果首次進入輔導及心理培育組（CoPE，Counselling and Person Enrichment Section）的中心，他們會和當值輔導員面談20分鐘，讓輔導員了解他們的情況。然後再要等三至四個禮拜，才能找到專門負責那個同學的輔導員。此現象有很多原因，最直接的是輔導員數量不足。正如我早前在大學管治委員會選舉的政綱指出的數據，比起香港其他大學，港大學生的人均輔導員比例是最低的。最簡單的做法當然是聘請更多輔導員，但這牽涉人力和薪酬的開支，是校方其中一個考量的因素。
問：訪問尾聲，兩位還想對選民說什麼。
曹：無論各位選民對教務委員會的工作內容是否認識，我都希望各位選民這次能夠投票，因為我不想重演大學管治委員會不足6%的投票率，我希望我們的當選能受到民意的廣泛授權，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代表同學的聲音。這個數據能確切的告訴大學，學生有自身的聲音，不可以無視我們本科生。支持我們當然最好，但你即使反對我們或棄權，我都希望你能夠走出這一步去投票，其實只是打開電腦，登入Portal，按幾個鍵，我相信大家都做得到。
王：我都再次呼籲：25日至27日是投票日，希望各位本科生投票。
注：
［1］：〈How Academic Freedom Ends〉，《The Atlantic》。
［2］：〈Academic Freedom Policy – Report from the Senate Task Force on Academic Freedom〉。
［3］：〈校委會以大比數裁定解僱戴耀廷 戴：這標誌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學苑》
［4］：〈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Final Weeks of Semester 1, 2019-20〉
［5］：〈港大宣布將維持網上教學直至教學期完結 予學生選擇課程評分方法〉，《學苑》。
［6］：〈大學管治委員會學生代表選舉投票期日前結束 投票率僅約5.9%〉，《學苑》。
［7］：〈港大紀委學生代表 擬改教委會任命 最快日內表決 校友嘆「搲爛面」無諮詢〉，《明報》。
［8］：〈香港大學規程〉XXX，第2條(1)(b)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