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頌秋

筆者多年前曾到訪亞美尼亞，一個位於歐亞交界，西邊接壤土耳其的內陸國家。亞美尼亞人的熱情像一片黃土上盛開的鮮花，但鮮花亦有曾經凋零的時候。在百年前的亞美尼亞，有上百萬人曾被土耳其前身，即彼時的鄂圖曼帝國驅遂、屠殺，導致亞美尼亞的政治、宗教、文化、人口組成出現劇變。百年後，亞美尼亞政府、土耳其政府、民間組織、國際社會等持分者都選擇了向公眾傳達不同的歷史敍事，試圖影響市民對這場屠殺的理解，達成自己的目的。在不同持分者中，本文挑選了亞美尼亞政府的歷史敍述為例，淺探公權如何透過歷史敍述，塑造國民對集體創傷的理解，當中又會否造成新的不公 [1] [2]？

｜以集體創傷塑造國族認同

國族是隨著時間變化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出來的政治社群。國族認同的困境多在國家經歷變革和過渡時出現。亞美尼亞是前蘇聯國家，於1990年成為亞美尼亞共和國，翌年公投脫蘇。Levon Ter-Petrosyan當選為首位總統，與其所屬政黨皆支持自由開放、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要為國防、經濟、社會和諧打下堅實基礎，新政權就需要重新建立獨屬亞美尼亞的國族認同，讓亞美尼亞擺脫長久以來的蘇聯陰影。

不同性質的歷史事件會令國民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感出現不同特點。對創傷性事件的集體記憶，正是塑造國族認同的其中一種工具：讓國民同享恐懼、悲痛與憤怒，從而建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我們能從亞美尼亞政府對大屠殺的官方記載中，窺見其預期塑造的集體記憶及背後隠含的國族認同。

以下引用亞美尼亞外交部網站的記載：「一戰爆發後，為了挽救日漸衰弱的鄂圖曼帝國，（執政的）青年土耳其黨推行泛突厥主義政策——建立一個囊括高加索、中亞、中國所有突厥語民族的龐大土耳其帝國，並意圖將帝國內所有少數民族突厥化。作為少數民族，亞美尼亞人成為這項政策實施的主要障礙。」

外交部網站將大屠殺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15年4月，土耳其政府逮捕並謀殺近百名亞美尼亞知識分子。第二階段將約六萬名亞美尼亞男性徵召入土耳其常備軍，他們隨後遭解除武裝並屠殺。第三階段包括『死亡行軍』，迫使老幼婦孺踏上通往敘利亞沙漠的死亡之路。行軍途中，數十萬人遭土耳其士兵殺害，另有許多人死於饑荒、瘟疫及嚴酷氣候，數千名婦孺遭性侵，數萬名基督徒被迫改信伊斯蘭教。最終階段體現於土耳其政府對這場大屠殺的『徹底否認』。」亞美尼亞外交部稱以上暴行為「種族滅絕」，是為了終結亞美尼亞民族而進行的有組織屠殺，死亡人數約為150萬。

土耳其的立場則與之相反。土耳其外交部指：「歐洲列強操縱鄂圖曼帝國內的亞美尼亞人，使亞美尼亞民族主義團體激進化和軍事化，並與俄軍合作，希望建立一個亞美尼亞家園⋯⋯作為回應，鄂圖曼政府將居住在戰區的亞美尼亞人遷往南部省份，以避開俄軍支援。鄂圖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確保遷徙過程的安全。然而，在戰時局勢下，內部紛爭加劇，地方團體尋求復仇，匪患橫行，飢荒、瘟疫肆虐，國家機器運轉失靈，所有因素共同導致了這場悲劇。沒有任何確鑿證據支持鄂圖曼政府蓄意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說法，將這一事件稱為『種族滅絕』在事實上存在問題，在道德上站不住腳，在法律上也缺乏依據。」

兩國的說法截然不同，亞美尼亞政府認為「種族滅絕」是邪惡的敵人為了擴張領土，不惜殺害百萬人的生命。土耳其則承認亞美尼亞人的犧牲，但認為這只是一場由亞美尼亞人挑起的、時勢導致的、無可奈何的意外。本文不欲討論誰是誰非，但從兩國說法的差異可見，市民對歷史的認知與過去真實發生的事往往不一致。歷史的書寫建基於作者的視角，對歷史資料的選取、理解和用字，都反映著每個持份者背後的觀念。公權可運用對歷史的後見之明，將時間放大、縮小、強調、忽略，再合拼成有利於他們的版本。在亞美尼亞的例子中，大屠殺的創傷歷史便被用作建立國族認同的工具。

但過去已成過去，若想以集體創傷作為建立國族認同的方式，這創傷就不能只屬於百年前的人。政權必須將歷史和現代社會扣連起來，讓傷口時刻保持新鮮，成為歷久彌新的傳統。在1915年的大屠殺後，自由民主的新政權如何在現代的亞美尼亞書寫上述歷史，塑造現今的國族認同？

｜歷史教育如何豎立敵人

歷史知識對建立「共同過去」的意識至關重要。歷史課程可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認知，是許多年輕學子建立的身份認同的第一步。國家可借歷史課程向學生單向灌輸特定的歷史敍事，亦藉此在不知不覺中消解其他敍事。因此，亞美尼亞十分重視歷史教育。高中三年，除必修的「亞美尼亞歷史」及「世界歷史」等課程，選讀人文學系的學生更需額外修讀「亞美尼亞教會史」，歷史課累計時數高達544小時，比香港文憑試中史或世史科的250小時多逾一倍。

亞美尼亞的歷史教育蘊含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政府制定的「學科標準和教學大綱」，指出「民族認同是透過了解亞美尼亞歷史而形成的」，而中學歷史課程正正「旨在促進國家意識及民族自我意識」。教學大綱更多次以「解放鬥爭」一詞形容歷史上的亞美尼亞與其他族群的對抗。

民族主義特色體現在亞美尼亞歷史教育的方方面面。首先，教科書中的歷史敘事試圖描繪一種永恆不變的民族特質，將過去的民族與現在的主權國家連結起來。1915年的亞美尼亞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佔現時亞美尼亞大部分國土的「東亞美尼亞」實際受俄羅斯帝國管轄、「西亞美尼亞」則位於現土耳其境內，被鄂圖曼帝國統治。但即使彊土、政制等都有別於現代，教科書仍使用「亞美尼亞」這個現代的名稱，讓學生認為自己與曾遭迫害的亞美尼亞人共享同一種傷痛。高中歷史書亦明確指出「即使在沒有政權存在的年代，也會出現一些國家的主要特徵，例如權力機構、武裝部隊等」，可見亞美尼亞歷史教育致力於描繪一種亘古至今、不曾斷絕的國家形象。教科書對「亞美尼亞」一詞的使用，令這個現代國家名稱超越時間與地域，成為加深國民身份認同的情感象徵。

其次，歷史教科書試圖塑造「我們」和「他者」的對立形象。教科書單方面地敍述亞美尼亞人遭受來自「他者」的壓迫，意圖建立共同的敵人，以加強國族內部的凝聚力。彼時的青年土耳其軍便被冠以最典型的敵人形象：教科書會用Turqakan（土耳其）一詞來稱呼彼時的鄂圖曼帝國，更會在鄂圖曼帝國軍於1915年被擊退時作出「感謝亞美尼亞志願軍的英勇鬥爭」等描述。可見，教科書將歷史上的敵對關係延續至今天亞美尼亞與土耳其的關係中。上文引述亞美尼亞外交部對大屠殺的記載時，外交部仍多次以「土耳其人」形容鄂圖曼帝國便是最佳例子。

注 [1]：由於政權更替，來自政府的「官方」立場也有差異。亞美尼亞自1991年後，歷經六位總統，每一位對亞美尼亞-土耳其關係的理解都不同。例如亞美尼亞首位總統Levon Ter-Petrosyan為了與土耳其重建經濟往來，較少提及亞美尼亞大屠殺一事；第二位總統Robert Kocharyan則較多強調亞美尼亞在此事上的受害者立場。本文僅以亞美尼亞從蘇聯獨立後較主流的官方敍述作例子，解構其如何強化國族主義。

注 [2]：亞美尼亞人的個體身份認同由過往發生的各種歷史事件塑造：於公元後301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因此其身份認同中含基督教成分；1922年加入前蘇聯後，作為蘇聯-亞美尼亞人民的驕傲與不耻；由於俄烏戰爭而湧現的俄羅斯-亞美尼亞人等。這些身份認同或互相強化，或自相矛盾，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擁有「亞美尼亞人」這個共同、集體的國族元素。政權的目的，正是在複雜而多變的個體身份認同之上，覆蓋一層屬於現代亞美尼亞的國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