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雅明

一百七十三年來，香港人終於反抗，高舉「命運自主」，打倒殖民政權。古語云：「天命難違」，若真有「天命」，就是人控制不了的事，怎可作主？不過，中共是「天」嗎？中共是上帝嗎？雨傘革命就是對此大聲說「不」。港英走後，香港被中共第二次殖民，香港從沒有解殖自主。一百多年來，香港人做穩了奴才，從今起，香港人要反抗，不斷反抗，直至我們成為主人，告別要人當奴才的中共，遠離享受當奴才的中國人。雨傘世代是香港新的民主力量，無論行動手段、意識形態亦不同於上一代，在愈趨成熟的本土論述影響下，以及不斷的公民政治運動中，雨傘世代正形成有強烈「香港人意識」的政治命運共同體 。雨傘世代的自治願望只會愈發強烈，但在一國兩制任何民主路都被封殺的情況下，他們只會離中國愈來愈遠。

從「反蝗」到「黃傘」 成熟的本土民主運動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意義非凡。第一，這是史無前例大型的反殖自治運動，第二，這是一場大型的本土民主運動，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近年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帶來建構「香港人意識」的原動力，令雨傘世代形成政治命運共同體，主宰香港未來政局。

根據文化理論家Stuart Hall，一個身份的形成，可歸於兩方面，一是兩個不同的共同體的成員之間的差異，二是一個共同體內成員的共同性。雨傘世代經歷了兩次建立強烈「香港人意識」的階段，首先，近幾年來的嚴重中港矛盾突出了香港人跟中國人的差異，雨傘世代排拒中國人身份，進一步，二零一四年的雨傘革命使「香港人意識」再度高漲，雨傘世代肯定、甚至自豪香港人身份。

二零零三年起，自由行令香港人與中國人接觸頻繁，隨著時間推移，香港人意識到一向以來的居住環境被自由行改變，亦厭惡中國人的行為，突出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文化差異。二零一二年初，發生D&G事件後，排拒自由行的一連串行動出現， 中國旅客與香港人爆發衝突，「反蝗」成了當中的圖騰。雨傘世代視自由行中國旅客為外來入侵者，甚至敵視，漸漸否定了中國人身分。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KU POP）所做的身份研究調查，二零一二年前半年，有45.6%受訪者認為自己純粹是「香港人」（不認同中國人身份），是九七後相關民調的最高紀錄。那突然飆升的「香港人意識」是帶有民粹的，敵視中國人的；換言之，「香港人意識」先是透過否定中國人身份覺醒的。

初期的「香港人意識」大多是憤恨情緒， 但香港人的共同性仍是空洞的，雨傘革命正正填補了空洞。政治命運共同體的成員，可透過認識文化及歷史深化成員之間的共同性，可是，因香港政府故意不在香港推行認識香港文化及歷史的教育，令香港人對香港本位的歷史一片空白，對自己文化也沒有系統性的了解。不過，對共同體成員來說，刻骨銘心的共同記憶比一切來得重要。雨傘革命就是雨傘世代的共同記憶，「黃傘」亦成為共同體成員想像豐富的圖騰，具強烈「香港人意識」的政治命運共同體由此而起。 這次「香港人意識」最大的特徵是深愛香港，自豪香港人身份。我們在金鐘「連儂牆」上看到最多的不是「我要真普選」，而是「我愛香港」、「我是香港人」。

「六四」消褪   「黃傘」成新世代圖騰

德國埃及學學者Jan Assmann曾分析記憶怎樣影響社群身分的建構。他把記憶分為三類：「溝通記憶」、「集體回憶或連繫記憶」、「文化回憶」。「集體回憶或連繫記憶」、「文化回憶」尤其跟身份建構關係密切。

尼采說：「當傷痛還未平息，過去還是過著。」尼采指出，防止遺忘的最有效方法是懲罰，透過面對悲痛的回憶，警惕自己現今的道德責任。Jan Assmann借用此說，稱之為「連繫記憶」，常有例子為烈士、宗教紀念日、紀念碑、地標等記憶的載體，不斷重覆地提醒群眾。

雨傘革命之前，香港歷史沒有這種令香港人深切悲痛的回憶，更沒有烈士。七一大遊行之類的民主運動不過是和理非，遊行後隔天就一切如常繼續上學、上班。香港「連繫回憶」蒼白，令「六四」支配了香港人，每年宗教儀式似的「六四燭光晚會」製造「連繫回憶」，呼召「中國人」身份，亦令沒有「六四」經驗的八十後建立起「中國人」身份；換言之，八十後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的來源是「六四」。

不過，「六四」對八十後來說，始終不是深切牢固的記憶，在中港矛盾劇烈的幾年後，「六四」已逐漸淡化，「雨傘革命」的真實記憶會將「六四」取而代之。「雨傘革命」站在前線擋催淚彈的示威者、龍和道浴血抗警的示威者、旺角黑夜中被警察毆打的示威者，一一成為香港人的烈士；「夏慤村」、「旺角關帝廟」等雖然被滅，彌敦道、夏慤道等地方亦會勾起香港人這段回憶；9.28也會成為香港人民主的哀悼日。 這種大型社運的犧牲，會走進香港人的集體意識，提醒香港人在艱巨的香港民主路上奮鬥，呼召「香港人」的身份。這些記憶是屬於香港人的，中國人也不會對這些記憶有感覺；共同體是有限的，雨傘世代在建構共同體時，也不會把中國人納入其中。對雨傘世代來說，9.28會取代6.4，「黃傘」亦會代替「六四」。 「六四」消褪，意味雨傘世代正式告別中國。

世代相爭   告別中國

建制派人士很怕六四，認為六四是香港人反共意識的萌芽點，希望六四燭光早日化灰。許多政論者或從政者也注意不到六四是香港人反共意識的起點，也是香港人的「中國人意識」的開始。七十年代，香港第一代本土青年出現，當時他們大多數與今天的雨傘世代一樣，對中國人身份沒有認同感，沒有所謂的中華民族情感。當年的社會派青年也像今天的雨傘世代，關心香港時政遠多於中國，但在六四慘劇中，他們的中華民族情感覺醒。六四就是第一代香港本土人由本土走向大中華的轉捩點。

當上一代香港人喊「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他們是有反共意識的，要推翻中國共產黨。他們將香港民主與中國民主命運扣連，認為「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民主」、「香港民主亦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上一代在推動香港民主運動時，他們最終抱負的是「中國人」的責任。可是，雨傘世代會認為雨傘革命是一場中國民主運動嗎？當然不會。雨傘世代根本不會想像中國人為雨傘革命中政治命運共同體的一員，包括中國民運人士。

以匡扶中華正統為己任的古德明在雨傘革命後，批評本土派黨國不分，認為中國不是中共，而是「滾滾長江，滔滔黃河，五嶽層雲，三峽愁猿；是曲阜孔子廟，采石李白墳，洞庭岳陽樓，廣州黃花岡；是端午佳節的糭子，農曆新年的糕點；是孫悟空，是梁山伯祝英台等等」。雨傘世代沒有這種「即使反共，亦心向中國」的南來文人心態，沒有這種中華文化認同感，亦沒有這種中華民族情感的轇轕，將今天早已黨國不分的中國、中共辨清。因此，當黃之鋒說「我覺得我仍然愛國，若我不愛國，我根本不會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究竟他認同中國什麼、愛中國什麼？

獅子山的黃昏  重鑄「香港人精神」

Jan Assmann講的「文化回憶」與身份認同關係最大，類似「立國神話」。「立國神話」與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民族精神關係密切。香港現時也不是沒有紀念日、紀念碑，但那些東西跟「香港人精神」有什麼關係？提到「香港人精神」，令人想也不用想的傳統官方答案是「獅子山精神」。「獅子山精神」之所以受到港英及港共官方推崇，是這種精神背後的政治冷感，只重經濟成果，好聽一點就是默默耕耘，難聽一點就是任由外力左右，無意主宰自己命運。雨傘革命期間，一道大型黃幡「我要真普選」懸掛獅子山，顛覆傳統上任人主宰的「獅子山精神」，重新鑄造「香港人精神」。這重生的「香港人精神」就是「命運自主」  。在劇烈的政治及社會形勢下，雨傘革命改變了舊有的香港人精神，打造「命運自主」的「香港人精神」。

「命運自主」雖然未被每個香港人接受，但顯然是雨傘世代的共同價值，在未來的政治鬥爭及公民運動中，「命運自主」會更加深刻進入香港人的集體意識。雨傘革命及未來的政治運動都會編織成帶有「命運自主」精神的本土「立國神話」。歷史告訴我們，共同體成員透過不斷詮釋「立國神話」，會逐漸形成「民族」。

另外，「命運自主」更帶有香港一百七十多年來的真正的反殖意義。「獅子山精神」，或者羅永生說的「虛擬自由主義」，都令香港人在制度上、意識上從來也沒有擺脫殖民主義。「命運自主」就是要反抗使人做順民的殖民主義。「民主」（democracy） 中的demo就有人民自主、擺脫任何專權的意思。民主制就是自治願望的具體實踐，對雨傘世代來說，追求民主背後的最大原因不是普世價值，而是守護屬於自己的土地，當家作主。

港共政權合法性趨零    貶值為外來政權

中共在雨傘革命時採用的策略是「不妥協，不流血」。港共政權在這情況下，不會鎮壓示威，也不能滿足港人民主意願，成了無所作為的政府，民意只會不斷下降。香港政府本來就沒有香港人投票授權，先天不足，沒有合法性，其次，梁振英上台後香港政府如同中共傀儡政權，多番推行違背港人意願的政策，連中共所謂以表現爭取合法性也做不到。中共肆意透過港共推行有違港人意願的政策，港共政權全然失卻高度自治權，夾在港人與北京中間，最後只會順從北京，背棄港人，令其合法性不斷下降。一國兩制本來就是要授予香港政府自治權，透過表現爭取合法性，如同港英政府施政從善如流，籠絡民心。不過，因為中共把香港發展強定在國策下，推行中港融合等背離香港人意願的政策，令香港政府本來享有的自治權化為烏有。一國兩制的失敗，令雨傘世代的自治願望更加強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本來可讓香港政府根據香港情況而施政，但現今香港政府分明就完全受制於中共，成了中共在港的殖民政權，不能跟從香港人的意願。在香港政府合法性趨向零的情況下，港共政權會被新一代視為殖民政權、外來政權。

雨傘世代的未來

歷史上，不少殖民地民主運動與「反殖」和「獨立」運動緊扣，香港在港英時代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時香港人無意反殖，香港獨立也不是選項。可是，在雨傘革命的激烈政治鬥爭後，雨傘世代只得出港共在民情報告一句結語「依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讓香港落實普選，是中央、港府和港人的共同願望」，完全無視香港人民主自治意願。雨傘世代是香港未來的一代，當港共政府無視我們訴求，叫我們離港發展， 雨傘世代會更仇恨港共政權，自治願望會愈來愈強烈。當一國兩制下，所有民主路都被否決，即使港獨不可行，本土意識、獨立意識也會愈來愈強，雨傘世代離中國愈來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