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區樂融 崔誦恩

編/ 袁源隆 羅銳潛

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任教建築及關於空間政治的Common Core課程。他在大專界發起罷課的期間，到過立法會討論區講授「在地上行走的權力」。學苑記者當時有幸在場，聽到其指出是公民重奪了街道的使用權，令人印象深刻。
雨傘運動已經結束，長達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波及旺角、銅鑼灣、金鐘。人們難以忘記三個佔領空間的美好印象。旺角佔領區處於繁忙喧鬧的彌敦道，區內抗爭者的守望相助卻洋溢深厚的人情味；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有一個小社區，以海報標語作城牆，不少行人於此駐足欣賞；金鐘「夏愨村」更百花齊放：讓莘莘學子邊抗爭邊讀書的自修室、寫滿港人訴求的連儂牆、數之不盡的裝置藝術、連綿不斷的帳篷，使金鐘佔領區儼如一個文化藝術烏托邦，擴闊了港人對空間的想像。就此，學苑訪問了朱濤，探討香港的空間問題，分析雨傘運動中及結束後的空間政治，摸索我城空間的可能性。

香港城市空間的好處

香港四周都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壓得人像生活在隙縫裡，朱濤認為這種城市空間雖然居住起來不太舒服，但這是香港空間本來的好處：「緊湊（Compact）的發展模式能節省大量土地資源，利於交通，也利於交流。」香港的交通體系效率之高，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人與郊野的距離能維持在二十分鐘的路程之內，讓人能同時享受高密度的便利及休閒的郊野空間。
九二六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九二八警方發放催淚彈後，人們可以透過社交網站迅速動員，聚集公眾力量到金鐘支援雨傘運動，也得力於香港城市空間的緊湊。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言：只有人們居住在一起，才可以形成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Power）；也只有人居住得夠接近，才可以保存行動的潛力（The potentialities of action）。「當一個專制者想阻擋人的交流時，就會像北朝鮮（北韓）一樣，把大家散落，不但在通訊，還在空間上，散落在郊野，不讓大家一起幹任何事情，動員起來也很難。

香港街道的生機

二十世紀許多人開始反思城市的規劃模式，解決工業革命帶來的衛生、疾病傳染、污染等問題。有的提出「反城市主義」，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彌補城市的缺陷；有的提出以現代主義取而代之，積極發展高樓，就如新界新市鎮。朱濤認為以上方法皆失敗，因為會令行人失去地面，城市失去應有的密度，社區不再人性化。就如美國作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到，「反城市」傾向令二十世紀所有新規劃嘗試都失敗告終，因為「反城市」意味違反人性。

朱濤指出，「街道越交叉頻繁，越能保證街道的生機」，他以傳統歐洲式的高密度混合性的再度興起作解釋，如曼哈頓便嚴格控制「街區」（Street Blocks）尺寸，街上的陌生人較容易相遇，有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8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區，就是以類似歐洲式街道的細密「街區」形式發展，小商舖在街道兩邊經營，高樓亦能提供人流參與城市生活，保證了社會治安。街道上的夜生活也較豐富，凌晨都有便利店、大排檔，大家一起照料街道。現時油尖旺及中環蘇豪區仍保留細密的歐洲式街道。
香港是個大商場

然而，近三十年的香港，大型商場湧現，行車交通佔據街道，密集的天橋幾乎擋住了天空，我們走在地面上的權力正一點一滴的被削去。

朱濤說，80年代以後，政府在填海新區的城市規劃中，開始放棄街道，規劃部門不再把地劃成一小塊，而是把一大塊地批給一個大開發商；為追求利潤，大開發商以巨型結構（Megastructure）的商場為藍本，佔滿整塊地，空間全被私有化。朱濤以九龍圓方商場為例，商場的中心兩百米以外沒有任何公共街道，圍繞圓方的地面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排煙機口、走火通道；九龍站上蓋一律建造豪宅，更是增加了一般人對空間的距離感。

當然，發展商會遵從法例，在不高於地面十五米修建平台作空中花園，這些所謂「還給城市的公共空間」既不便利，而且公眾大多不知道其存在，所以是排他的。有次朱濤上了IFC商場的平台，發現酒吧都把傢俱放在室外的公共空間，朱濤坐下不久即被侍應趕走。「這些空間即使法律上屬於公共的，實際上卻是私有的。」

有學者反指，天橋連接商場與其他空間，人可以不斷地走。朱濤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公共空間一定要free。第一個解釋，是免費，Starbucks不是free，酒吧也要order；第二個解釋，是政治上的自由，可以聚會、表達政治訴求。哪一個商場裏面可以做一個政治的抗議呢？」一個沒有地面的城市是不可能有公共空間的。

交通至上的規劃  政治與商業扼殺空間

另一方面，政府規劃城市時一直以車行主導地面，交通至上。原來在地上的步行者或壓到隧道，或搬上天橋，令香港公共空間甚少。朱濤說梁振英初上任便大灑金錢於增修行人天橋、隧道、升降機等，「這其實很諷刺，他花了很多錢『幫助步行者』，但最後他是幫助步行者升到空中過天橋。」行人在地面上依舊被排擠，延續「人車立體分流」的舊有交通規劃。

香港車多地少，交通至上不就能解決擠塞問題？朱濤解釋，香港交通問題的癥結在於道路少，所以其每公里的行車密度是世界最高之一，令城市的交通應變能力低、空氣污染、步行空間減少。他建議政府應遏制私家車數量，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在佔領的時候有人投訴到政總上班不方便，可是我們應該反過來問，政府本來就應該帶頭坐地鐵啊！」

什麼力量扼殺公共空間？朱濤認為，一是政治權力，二是商業開發。政治權利成為了商業開發的手段，城市法規縱容了「商業黨」、「地產黨」的出現。「現在要促使規劃部門緊急煞車，停止這樣的規劃模式，要把地塊劃得很小！」新如填海區的IFC和圓方，舊如老區觀塘，都在再分區規劃（Rezoning）的魔爪下無一倖免，失去街道。

各佔領區的空間政治

雨傘運動下，三個佔領區為香港創造了新的空間想像。朱濤詳細講述他對三地的觀察。銅鑼灣佔領區就像紐約的時代廣場——密集、人流高，是典型的商業社區的交匯處，城市空間的交匯點。雖然地方小，但能感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能量。
至於旺角，街巷靈活多變，方塊街區本身有規則，居住密度高，地方文化強，傳統而草根。佔領時創造了臨時關公廟，屢見行俠仗義之舉，展現文化生機。朱濤指出，旺角街道人很多，本有夜生活，不過道路被過度規劃，夜生活因而慢慢消失。佔領運動帶回社區的傳統，人在社區互相支持，可隨便在路邊聊天吃飯，甚至打邊爐。

金鐘夏愨道是最不可能出現的佔領區。金鐘軍政商齊集（解放軍總部、政府總部、商業區），且交通至上，既沒情感，亦欠文化，跟城市生活毫無關係，沒想到可以佔領。朱濤談到金鐘佔領區給他最大的啟發：「城市的好壞，最重要的不是設計，而在於人的發揮，能不能允許人參與和創造。最重要的是practice⋯⋯無論多麼糟糕、多麼失敗的設計，人都可以修補，建立新社區。與其花那麼多錢建歌劇院，打造西九，倒不如讓市民自由地創造；哪怕不規劃，由市民創造，比官方規劃起來，更持續不斷。」

佔領運動的空間意義

衝擊違反了空間的法律，但朱濤認為法律需要改變，因缺乏保障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意義。香港只容得下消極活動（Passive activity），有些公共空間甚至不能停留太久，只允許很小的示威空間。衝擊立法會和公民廣場，是以戲劇化的儀式表達訴求。法律沒有合法的途徑，例如不能像倫敦的海德公園在市區演講。又譬如立法會門外有示威空間，但立法會議員可以從另一條路進出，無法看見人民的訴求。政府通過規範，驅散政治訴求的力量。「學民思潮從國民教育集會開始，便表達需要公民廣場的訴求，但政府能夠回應這個訴求嗎？還是立起欄杆？這考驗到政府執政智慧——很顯然大家很需要公民廣場⋯⋯政府將來會不停的加欄杆嗎？這相當於一個監獄，對自己（政府）又有甚麼好處呢？」

朱濤認同霸佔馬路能有效表達空間政治的訴求，比說大道理更好。九二五學聯發起由添馬公園遊行到禮賓府，警察把人潮堵塞在海富中心，示威者要在商場裡、天橋上竄來竄去，非常滑稽。直到佔領者在馬路上走，才會發現中環大會堂跟金鐘原來這麼近；直到可以真正自由地步行，才會發現街道（Streets）的美，不再套用汽車邏輯，以為道路（Roads）只有起點和終點。街道強調的是體驗路上遇到的各種驚喜和發現。「在那麼短的佔領區一條路裡面，你來回走也不乏味，反而是空間、地面和人的交流最親密關係的手段。」

反佔中人士常以「阻街」、「多餘」、「影響生計」等指控雨傘運動，是否反映了香港人一直缺乏空間的想像？朱濤舉了一個例子，高峰時間的寶翠園巴士站對出的斑馬線，紅綠燈一閃，行人像老鼠慌忙逃走；紅綠燈再閃，車就駛過。行人的權利被放在第二位，人要走得很急，沒有尊嚴。這種破壞本可以引發無數抗議，只不過大家很麻木，認為這是應有的城市模式。誠然，佔領的確影響旺角佔領區一帶的生意，但佔領結束後，零售的生意就恢復正常。反而佔領打開的城市問題——路權的抗爭，卻沒有任何改變，街道狀態仍然惡劣。

佔領區也是藝術創作的載體，體現空間的無限可能和想像。朱濤說，「資源有限」這理由太強，導致城市裏太多「不能」：沙灘裏不能放風箏，公園裏不能踢球會傷到別人。結果所有人都是消極的；規範限制了人的交流和創造。「平時我們都變得很怯懦，走到那個地方，保安說：『不能坐』，爬上欄杆又會覺得不安全。政府希望打造創意之都，但市民的性格變成這樣子，就不可能有想像力啦，怎麼能有創意呢？」佔領區一旦形成，安全反而不成問題，因為大家會互相監察。

佔領區裏，有人在牆面上書寫、投影，甚至在連儂牆上用粉筆畫花，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表達。現化主義的建築強調簡潔，多採白色牆身，不加修飾，完全沒有交流功能，朱濤以古代中國牆上的題壁作例，說明在雨傘運動中，市民在政總的石屎牆上貼海報、Memo紙等，令原本抽象的的牆可以重拾溝通作用。政府如何經營，也不及由下至上的生命力。

後雨傘運動的反思

雖然旺角、金鐘和銅鑼灣相繼被清場，抗爭卻變得靈活，不再限於佔領區內，而是融入了生活，以「鳩鳴」團和「報佳音」等形式接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插，與政權周旋對抗。朱濤對此提出了兩種解讀，首先是抗爭承繼了那種虛擬（Intangible）的價值，亦即是「我要真普選」的政治訴求；另一種則是通過逛街、集體撐傘表達對空間的訴求。

雖然雨傘運動把城市空間與政治的關係帶到公共討論層面，但朱濤擔心運動過後，激情一散，公共空間、公共藝術、交通規劃、路權等有價值的問題變得抽象，最後再次消失。「我覺得佔中開了很多問題，不應該一下子就收緊到一個單一議題『我要真普選』，需要大家把問題都列出來，共同推動，把問題打開。」

佔領揭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

「政府給我們的空間是open space，不是public space。」朱濤認為，佔領馬路所揭示的是，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公園只不過是開放空間，供人消遣休閒。美國有研究指出，超過六成人在公園都是做靜態活動，我們甚少與在同一空間下的人交流。「Public space的意義是社會生活，to socialize，（人們）在市中心聚在一起。」在歐洲，以前廣場都是在教堂旁邊，是生活的中心，慢慢開始有戲院、市集，然後有市政廳，賦予廣場政治意義，廣場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公共空間。

朱濤指出香港需要鼓勵群眾參與、互動的公共空間，但政府另一邊卻在公民廣場的四周圍起鐵欄，政府若要選址，「公民廣場最好，現在公民廣場繼續叫公民廣場，人可以去演說、討論問題。」不過，現今香港，簡單如聚集、交請願信、作政治訴求的地方都欠奉。朱濤以平日的遊行作例子，由銅鑼灣步行至金鐘政總時，必須經過連接海富中心的天橋，這時候示威群眾就要一個一個跟著走，於是遊行就「肢解」了。政總外，都只有三個細小的示威區，附近一帶也不能聚集，這一大片地其實沒有起到公共空間的作用。

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

談起雨傘運動之後我們該如何前進，朱濤提出：「學生已經做了很多，總體來說，公共知識分子、文化人、專家參與的不夠多，大家應該和公眾一起能形成一種力量，促使政府作出改變。」知識分子可以從根本上反思這城市的交通規範，成為社會力量的中介、代表人，而不是政府的附庸。他又說，「我們現在教育的學生，他們未來的目標是為政府、大機構工作，沒有人會想我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理解問題後去作批判性的抵制，我們應該在佔中後打開這思路。」

朱濤一方面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深深體會到當中的矛盾，「我們做設計的是affirmative的動作，但公共知識識子最根本的力量是critical，要抵制、批判，這兩個東西有時候真的很難放在一起。」就例如在08年的四川大地震中，他批判當地的「豆腐渣工程」，同時又要為災後重建設計希望小學 ，如果他衝得太前，就無法處理後者的工作。雨傘運動中，朱濤雖然沒有衝在最前線，但仍然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在公民講堂講課、寫文章、參與思考。

城市的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無論是政治權利，抑或是行走地上、擁有公共空間的權力，我們都沒有透過運動從當權者和大資本家手中奪回。不過，朱濤再次談到「人的力量」，樂觀地總結這場運動：「（雨傘運動）讓我積極的理解到，一切都還來得及。」

朱濤原本以為，商場失控地侵吞公共空間，大片地面私有化等破壞實在難以逆轉，但他從雨傘運動中發覺，這只是因為人們的想像被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感觀封閉。如果看法越是悲觀，便會越來越覺得香港的空間無聊。「（香港空間的）活力其實不會死掉，只是要等機會展露出來。那你會發現，其實永遠都有改善的機會。」

佔領區展示的無限可能，讓朱濤找到新的方向：只要有一塊地，摒棄舊有管理，讓大家自由發揮，以往對地面所造成的破壞，便恰恰能夠透過人的實踐得以復原。他說：「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後記：朱濤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與其稱朱濤為知識分子，他更似抱擁著中國的文人情懷，心繫家國，一邊堅守著建築師的專業，一邊為他的家土默默付出。朱濤在訪問的最後真誠地談到自己對於香港的情感，由抽離變得歸屬，最後更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朱濤自出生起便在不同地方飄泊，從來沒有安定下來。他在重慶讀大學，再待在紐約九年，後來想回中國，碰巧港大招老師，轉輾下便到了香港。他坦言自己對香港的情感一直比較抽離，當初把香港當作工具，方便為中國做設計，又保留一定批判性的距離，不會被中國內部的事物同化。他廣東話說得不好，始終關注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不過，在近年，朱濤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愈來愈強烈，以此為家：「因為了解，了解多了以後就開始有情感。」他自覺有責任去了解他生活的地方，繼而去想自己可為這個地方做什麼。於是，他近年看了很多關於重慶大廈、九龍城寨的歷史，在9月大專罷課期間，更曾在公民講堂授課。後來的雨傘運動，讓朱濤進一步看懂了香港。

「佔中其實讓我根本上看到香港的痛苦，跟台灣是一樣的。」朱濤說，大陸對台灣是無知跟傲慢：「我們會說台灣和樂融融啊、人情味很好啊，台灣人肯定都聽煩了。」後來有一天，朱濤走進了二二八紀念館，理解到原來台灣裡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並非來自他想像中台灣人對於共產黨的厭惡，而是早在國民黨到台灣後，蔣介石命令屠殺台灣本地知識分子時就種下。台灣美麗背後的沉重歷史讓他恍然大悟， 「這個痛苦、傷疤沒有好，你透過看見它其樂融融背後的痛苦，去了解那個地方。」

「香港也是一樣的，殖民、移民的傳統、幾個強權之間的較量，這歷史是不簡單的。」朱濤凝重地說，當他了解到香港的痛苦，便開始感到真正屬於這地方。雨傘運動讓他看見了浮華城市背後的哀愁，也真正看見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