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羅銳潛

十一月初的一個下午，西風吹冷了從地鐵車廂出來的身軀。我在回家路上彷彿感應到什麼，抬頭一看，前方大廈頂層一個單位的窗戶上，垂直貼着一張黃底黑字的「我要真普選」貼紙。我心頭一熱。

過了幾天，我在自己的房間工作，休息時望出窗外，瞥見遠方另一個單位的窗上，貼上同一張貼紙。那澄黃的底色，打破了花白外牆和黑色窗框的主旋律。

從新聞報道看到更多寫有「我要真普選」或類似口號的直幡：大帽山、魔鬼山、飛鵝山、太平山，以至天橋上、路旁……大學校園裏掛起「我要真普選」直幡，同學的手提電腦背面和袋子都貼上或扣上「我要真普選」的貼紙或匙扣。「我要真普選」的「佔領」範圍，比佔領區更遠、更廣，乃真正的遍地開花。

十月二十三日，似是個平平無奇的日子。但假如告訴你，那天「我要真普選」的直幡首次在獅子山上高高揚起，你的記憶想必如泉湧出。黃色直幡突如其來，創意十足，震撼人心。以往在遊行中，街道兩旁的大廈偶有人掛起標語，或探出頭來支持遊行，均惹人注目，引起街上市民歡呼、和應。但這只有當時經過該處的遊行市民才得知。這次在香港象徵之一──獅子山上掛上直幡，直幡之大，口號之清晰，既振奮了其時士氣漸衰的佔領者及其支持者，也觸動了一般人的心靈。香港電台第二台節目《晨光第一線》公布年度選舉結果，其中「風雲金句」選舉正由「我要真普選」勝出。獅子山上的黃色直幡，使真普選訴求深入民心，功不可沒。

但「我要真普選」直幡能激起千重浪，更因為它在饒富意義的地方橫空出世：「我要真普選」的口號直接挑戰廣為人知的「獅子山下精神」。

不少香港市民、社會賢達好以「獅子山下精神」解釋香港的經濟成就。〈獅子山下〉出自香港電台自1972年播放的同名劇集，反映當時社會百態。1979年，顧嘉煇作曲、黃霑填詞的〈獅子山下〉主題曲推出，歌詞強調香港人逆境自強，奮鬥不息（如「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可謂一代人的寫照。當時香港人雖生活困苦，但迎難而上，終日辛勤工作；同時香港經濟起飛，逐步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回首過去，他們（或一廂情願，或刻意為之）認為昔日的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源於香港人的努力，便以「獅子山下」為象徵，標榜「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精神。更甚者，有人將「獅子山下精神」譽為「香港精神」。

但真正的「獅子山下」，是否可由「同舟共濟、刻苦耐勞」八個字概括？當然不。重看當年拍攝的《獅子山下》劇集，除有小市民奮發向上的情節，還有其他故事，如〈讀書難〉反映學生應付中學會考的壓力；〈公園〉敘述小販幻想有朝一日腰纏萬貫，但一覺醒來仍然賣餅為生；〈橋〉更彷彿與早前的雨傘運動遙相呼應：政府打算拆毀龍翔道上的行人天橋，市民群起抗議，衝出馬路，堵塞交通，反映官民衝突和民眾力量（誠然〈橋〉的結局為政府順從民意，重建天橋，和雨傘運動有異）。《獅子山下》劇集可謂當時香港社會的浮世繪，反映香港人的眾生相，其意蘊、內涵遠超習以為常的「同舟共濟、刻苦耐勞」。陳銘匡在論文〈從《獅子山下》到「許冠傑金曲」到《始終有你》──「香港人的歌」與香港人有什麼關係？〉也指出，羅文主唱的〈獅子山下〉歌曲於聽眾本具有豐富意義，如鼓勵聽眾堅持不懈、讓聽眾想像或懷緬昔日香港等。2003年七一遊行前夕，更有人將此歌曲配上八九民運、沙士疫潮等新聞片段，放上互聯網，以同一段歌詞勉勵香港人不畏強權、追求自由，推動市民上街遊行。由此可見，「獅子山下」本來含意甚廣，不限於所謂拼搏、刻苦、堅持。

然則，何以我們大都認為「獅子山下」反映的是「同舟共濟、刻苦耐勞」？這既因為〈獅子山下〉的勵志歌詞道出不少人的心聲，也因為有心人的推波助瀾，正如呂大樂所說：「所有社會記憶的建構都是一場社會力的角力」。區家麟指出，政府及建制主張「獅子山下精神」，始於2002年。當時科網股泡沫爆破，經濟再陷低潮，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借〈獅子山下〉的歌詞，勉勵香港人共度時艱，引起一股〈獅子山下〉熱潮。其後沙士來襲、經濟復蘇、金融海嘯，政府和建制不時重覆此論調、播放〈獅子山下〉歌曲，提倡個人努力及社會和諧，暗地迴避政府失誤的責任。「獅子山下精神」或被故意「斷章取義」，消減市民怨氣，為政府搽脂抹粉，此乃建制壟斷話語權之後果。

「只要刻苦拼搏，就能出人頭地」的說法，乃以偏蓋全。周永新接受訪問時稱，「獅子山下精神」為人美化，當年市民終日拼搏，乃不得已，只因生活艱難。他認為香港基層市民從未擺脫貧窮，只是貧窮的含意有變，如五十年代市民或三餐不繼，六十年代生活開支捉襟見肘，七十年代市民則擔心下一代有否升學（即向上社會流動）機會。從中可看出「努力就會成功」於部分基層市民，僅為黃粱美夢。即使八、九十年代香港向上流動機會較多，社會流動性仍為「開放而不公平」，即向上流動機會不均。黃偉邦和呂大樂在1992年的研究發現，上層階級兒童向上流動的機會，較下層階級兒童高十倍。以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教育為例，主宰教育程度高低的非個人努力，而是家庭的經濟資本（財力）、社會資本（人脈）和文化資本（由父母提供的教育、知識、技術等）。因此「獅子山下精神」並非成功的萬靈丹，難怪現今許多年輕人對此不以為然。

而且濫用「獅子山下精神」，將衍生至少兩個桎梏香港發展的弊病。其一，迷信個人努力可解決所有生活問題，或令香港人輕視集體爭取制度改革（陳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人的短處：「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作私下安排」，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也忽略政府施政的問題。其二，認定安定繁榮勝於一切，或令香港人過份重視物質利益（如搵食之薪金），文化保育、創意產業、政制改革等「非物質」發展裹足不前，公民權利不得彰顯。

簡略追溯「獅子山下精神」的建構和弊端後，就能看出在獅子山上掛起「我要真普選」直幡的意義：宣示香港人的新核心價值。我這一代珍重和爭取的不僅是真普選，還有其背後一連串價值和願景：民主、自由、人權、公義、開放、多元；我們希望以香港為家，不願它被摧毀；我們希望免於恐懼地生活，不要因說出不合當權者心意的話而入罪，不要因上街被警察追打；我們希望有真正的、廣闊的公共空間，畫我們的畫，唱我們的歌，過我們的生活，做我們的夢；我們不要一個滿口「理性」「溝通」但既固執又不溝通的政府，希望有權選我們的代表，譜寫我們的未來……「我要真普選」直幡，便是願景的象徵，乃英國學者John B. Thompson所說的符號權力。當我們缺乏Thompson所提出的另外三種權力──武裝權力、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我們只能捍衛符號權力，重奪我們的話語權，寫我們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會否贏出這場角力？不知道。建制壟斷「獅子山下精神」之舉，蓋過2003年七一遊行前以〈獅子山下〉呼籲香港人抗爭的嘗試。然而當「獅子山下精神」漸受質疑，「我要真普選」直幡高掛，在各處生出大大小小的黃花，確為在日益肅殺的秋風裏使人驚歎的動人風景。假如不想「明日黃花蝶也愁」，唯有堅持不懈，宣揚新核心價值，「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