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8 月 19 日）由劍橋大學香港及中國事務會主辦的「思索香港」青年峰會於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其中一節討論為「再思香港核心價值」，主持為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嘉賓包括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時事評論員練乙錚、陶傑、自由黨李梓敬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何君堯談及香港的核心價值為法治精神、勤奮的性格（resilient），當決定到要參與遊戲，就要遵守規則，同時要做好自己本分，勝者為王，當你有做夠能力，不但可以控制中國，更可以掌控世界。李梓敬指港人的核心價值係靈活務實、勤奮，即使他同樣相信民主、法治及廉潔這些價值，但由於這些條件同被其他國家擁抱，並不足以定義港人。他尊重梁天琦嘗試改變社會的做法，但對未來，希望透過改變自己從而影響社會的想法仍值得思考。

梁天琦嘗試以香港之於中國的特殊性去考慮其核心價值。他談到香港大學容許「國殤之柱」的擺放，亦是少數有舉辦紀念六四集會的地方，正代表香港為一個能令真相得以保存的地方，反之在中國，六四的事實卻因為國家繁榮穩定而被掃除。他繼而指出言論自由的可貴，以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鍔當年對六四的言論為例，如果有人對事情的看法有異，是會抽出來討論，尋找真相，這亦是香港在一定程度保障人權及言論的例子。他認為人永遠只能看到真相的部分，惟有在言論自由底下，所有人方可讀到更大的畫面，加上人普遍對於言論的處理會經過「剷除、扭曲、一般化」的過程，異見的言論容易因個人詮釋而內化並抗拒，這亦是另一套主觀的重要性。

梁相信，今日已接受的真理，均經過時間洗禮，同時它們亦有被推反的可能。過去在社會出現大不韙的政治主張，不會因為禁止而消失，反為讓其越演越烈，這種主張亦使人回望過去被人主宰的歷史，但過去一年，他參選立法會議員時，簽署確認書等的親身經歷體會到審查是不斷的，而且即使他如何讓步，終究會被拒諸門外。他希望所有人能思考願為自由付出多少代價，而他一直付出的就是希望透過成為議員將被忽視的一群的聲音帶入議會。梁同時感慨早前才食過飯的朋友，可能今天便身在牢獄中；亦提到將批評指向上一代的同時，下一代亦有可能指矛頭指向自己。他最後勤勉各人「畀心機」。

練乙錚伊始用法治作基本的核心價值，而其本身在香港顯得脆弱，在廉署出現場對殖民者及封建勢力的包庇可見其根基不穩。他認為法治可從四方面觀察，包括 1）案例及條文所包含的精神；2）司法界的質素、專業及誠信；3）人民對法律判決的信心及支持和 4）政權意志。練提到基本法在起草階段已存有很多灰色地帶，如「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本身就不屬傳統法律用語，今天可見，其代表的就只有中國。他補充，每當政權易替，對法律都會有新的甚至破壞性的解釋，在今日香港的情況就是透過人大釋法及「德高望重的不法之徒」去達成，如有人會稱香港的領土不包括地底，但事實上普通法對地下業權有很強的保障，他援引 3 個在 1870、1974 以及 2010 年的案例佐證對於地上以至地下土地的物權均受法律保障，如 2010 年的 Star Energy Weald Basin Limited & another v Bocardo SA案中，法庭將地下業權定至 2900 呎的範圍。

練指政權不斷將具政治性的案件告上法庭，令民眾對事件看法不一，造成對法治的信心危機，將法律政治化。他不認同兩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但接受其看法，亦認為他們的聲明是在向香港人發出求救信號。他最後將香港與中國反抗的意志作對比，他相信反國教行動、佔領運動及魚蛋革命可視為「三大社運實踐」，反觀中國早已失去如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的志氣，反問港人是否應該珍惜年青人反抗的勇氣。

陶傑開首談及何謂繁榮，他認為在九七前，正可由許冠傑的「為兩餐乜都肯制 前世」作括，「三仔主義」的思想下奮鬥，提倡物質繁榮。今天的中國如是，但同時在全球化影響下，各人對繁榮的定義不再狹窄，如人權、公義等非物質及經濟上的繁榮。他談及中國宋朝思想開放、英國工業革命後工會成立，又如文藝復興端始由經濟動力刺激，解放及肯定人的價值，帶出物質繁榮後必會將非物質繁榮同步提高，而今天中共正要挑戰一項人類多年來未能達成的事，即將經濟推向高峰，但同時將非物質的條件推回至秦朝的暴政。

他相信在未來，香港的成功以及核心價值的標準要分為兩類，物質與非物質，後者包括人文精神的價值，在追求兩者同時兼顧理想與現時。他談到中國主軸對一帶一路的吹捧，但同時董建華又會將其公司東方海外出售，兩者出現的矛盾，在不敢奢求言論自由之時，亦希望人要懷有「質疑的自由」，要有問「為甚麼」的權利。他總結在常識和荒誕有衡突的時代，年青人要如何自處，是個需長期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