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羅銳潛

飛機告別藍天白雲，徐徐降落桃園國際機場。從飛機俯瞰，金黃與翠綠的農田櫛比鱗次，小房屋散落在廣闊的平原。優美的景色使人舒懷，沒有香港高樓的壓逼感。剛下飛機，頗為口渴，誰知轉彎就有一部飲水機，且有三種不同溫度（冷水、溫水、熱水）任君選擇，很是細心。信步於台北街道，不怕無處如廁，因為每個捷運車站都設有洗手間，還有飲水機，為乘客着想。

我不禁想起香港。香港國際機場有飲水機，但只提供冷水；市區的港鐵車站大多沒有洗手間，飲水機更聞所未聞。如此不近人情，都是「成本效益」作祟：為減省成本，有開支無收入的洗手間和飲水機自不多見；為增加收入，港鐵車站內多設商店，連車站上蓋也發展一個個地產項目。

香港人重成效、成績的思維，可從遠行窺見。朋友曾說：乘飛機抵港的香港人，只要「扣上安全帶」的燈熄滅，立即變回「香港人」，趕緊收拾行裝。那時我很同意這看法，如今我想補充：香港人即使旅遊都很「香港人」。例如去南韓的航班大多午夜起飛，清晨到埗，就不會「浪費」一日時間。另一位朋友到南韓旅遊，回來後說第一日很辛苦。連旅行都要「機關算盡」，何苦呢。

「中環價值」多年未除   教育之害根深柢固

這些問題僅是表象，癥結是許多香港人信奉龍應台十年前在香港大學演講提出的「中環價值」，即「效率」、「成績」、「發展」等概念。她一針見血地說：「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這也許是現實香港的「核心價值」。其成因很多，例如香港人「過客」心態濃烈，只望有瓦遮頭、三餐溫飽；香港人「務實」而功利，搵錢至上；香港人得閒死唔得閒病冇時間冇精神，不關心生計以外唔關事的社會問題；香港政府自港英年代到今「去政治化」，視香港為經濟城市，政策重發展輕文化（土地政策優惠美其名為發展商的地產商，文化議題卻無專門問責局處理）、重經濟輕社會……

我想強調教育的問題。香港教育是一間大工廠，其產品大多是經濟機器中微小而身不由己的齒輪。香港教育以考試主導，如呂大樂所言「只求達到目的不作其他考慮」。陳冠中說他的同代人試後忘記所學，擅長隨機應變，沒有理想包袱，不求宏大深遠，用最有效的方法過關，獲取最快的回報。這種心態用於社會便是做「專業人士」、搵快錢、重效率。教育只留了「專業」一條路，直通紙醉金迷的社會。香港人自小不質疑遊戲規則，只知要按規則玩得出色，少時求分數，成年追名利。

有人也許會反駁：龍應台演講後十年，香港不是經歷了大變嗎？保天星、護皇后、反高鐵、守菜園，更多人關心集體回憶、身份認同、本土意識，有人探索石屎森林以外的生活模式……年輕人似乎逐漸擺脫「中環價值」的桎梏。梁文道接受訪問時說，近年「最正面積極的變化就是香港年輕一代很有朝氣……他們想改變香港……他們不再相信過去的成功模式……他們會反省香港一直以來的邏輯」。

這是可喜的現象，可惜尚未普及（以上幾次保育抗爭都失敗）。單論教育這個原因，學子仍然看重成績。除了變更公開考試名稱、增加通識科和（不影響成績的）校本評核、減少幾篇範文，三十年前和現在有何分別？成績最好的學生多爭奪醫、法、商科學位，稍次的學生也想修讀，只是不能。大學中多數同學甚重GPA（選好grade科目，試前「勁過」活動和「過三爆四」等話題多不勝數）。病因未去，積疾難消。十年來，香港最大型的「文化盛事」，恐怕仍是由貿易發展局主辦、被彭志銘稱為「書墟」的香港書展。除名星出版的刊物，最多人關心書展「一本七折三本六折」或「一百元n本」的優惠。參加「文化盛事」，如意算盤仍是優惠和低成本，其他文化活動有多少人留意也就不言而喻。

「中環價值」無以為繼   個人社會皆受其害

「中環價值」壟斷香港，後果或怵目驚心。翻閱小思的《香港文學散步》，原來魯迅曾來香港演講；〈落花生〉作者、前港大中文系系主任許地山，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五四運動時全力營救被捕學生的蔡元培，《呼蘭河傳》作者蕭紅，都默默無聞地葬在香港；雨巷詩人戴望舒曾身陷域多利監獄……俱往矣！我們有着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提出的「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觀察不到存在的事物。為了「效率」、「發展」，明明存在但「無關痛癢」的歷史、文化、往昔生活便被遺棄。家，正正充滿回憶。家人的合照、好友的禮物，必定珍而重之地安放好。如果香港是我們的家，你會隨便忘記過去、扔棄故人遺物嗎？只有高樓大廈的香港，和台北信義區、上海浦東、紐約曼克頓有何分別？

即使以「發展」和「效率」的角度思考，獨沽一味「中環價值」，香港經濟坐吃山空。有人質疑本土文化、城市特色虛無縹緲，不如實在的利益。看看現實吧：香港經濟產業單一，外有星洲上海競爭，內無大刀闊斧改革，依賴金融地產，融入大陸市場。沈旭暉指出，當香港經濟與大陸融合，自身優勢日漸消退；當大陸掌握香港原有的軟件，香港經濟難重新建立國際網絡。他提出「威尼斯化」也許是香港的未來：威尼斯曾是全球金融中心，但欠缺其他產業，自從地緣政治角色終結，便失去在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如今遊人到這昔日都會，懷緬前塵往事，惋惜鳳去台空。香港也會作繭自縛嗎？讀讀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看他分析香港過去之成功源於擁有活力充沛的文化和空間，而非「中環價值」，也許是當頭棒喝。

「中環價值」也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有人辯說：我們不過追求「小確幸」，「中環價值」至少可保兩餐溫飽，有何不可？沉醉於「你們的幸福」看來不錯。可是，有否想過為何尋找「小確幸」的地方，總限於幾個大商場？幾個大商場的餐廳店舖，又限於幾間連鎖大集團？珠寶店的眩目金光蓋過有特色的路邊小店，領匯和連鎖店扼殺貨品價廉物美的店舖……選擇越趨單一，價格日益昂貴。這還是從前的「小確幸」嗎？這不是收益、方便重於一切的惡果嗎？

再者，有些人的長處無法在課室或辦公室發揮，應在廚房、設計室或舞台一展所長，但香港認定只有「專業人士」才成功。學者朱耀偉在《繾綣香港：大國崛起與香港文化》說，假如著名足球員美斯在香港有個弟弟，即使球技與兄長不分伯仲，仍無用武之地：要補習溫習預備考試；即使成為球員，也無觀眾也無路。而且，假如他是個本地少年，他的家長會如何扭盡六壬阻止他成為球員？為「成功」浪費天賦放棄夢想，不可惜嗎？但不少人的一生就這樣被困於主流價值的五指山。

「中環價值」不僅支配個人和社會發展，更牽制政治改革。討論政治議題時，「成本」、「發展」等陰魂不散，無怪建制派「反佔中」的藉口，多與成本效益有關：「塞車」、「阻住搵食」、「影響穩定繁榮」……「搵兩餐」的香港人一聽動心，正中建制下懷。許多人說香港人寧願逆來順受，不敢揭竿起義，又說越「成功」的人越不抗爭（這說法不也犯了「名成利就=成功」的通病？），實乃香港人自忖抗爭成本太大，事業前途拎得起放不低，所以退縮不前。

變革非無方   難於上青天

「中環價值」非一無可取，但現在香港優勢漸盡，缺點叢生。有出路嗎？有，但難行。

假如重效率、成績已成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解決方法便是提倡另一價值──多元並包、重視文化、以人為本。教育是改變思想的途徑之一。教育學學者鄭燕祥曾語重心長地說，學生除應付考試，更應多讀書，令眼界更開闊，思考更深邃，相信自己能主宰命運，開創事業。假若香港青年不為「專業」之路所限，掌握自己的人生，個人成長更圓足，社會發展更多姿。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應斟酌損益，例如德國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並行，分別着重學術與實踐，提升大學外其他出路的地位，可資參考。除了改變思維，還要有所行動，打破「逆向幻覺」，重新發掘這城市的活力和文化：歷史建築、街頭表演、特色小店……李歐梵說，若不想淪為無特色的通屬城市，關鍵是文化活動。只有蘊含獨特風采的大城市，才能吸引人才定居，當然也令市民歸屬感更濃，生活更豐足。

我們也要逼政府改變政策，因為如龍應台所說，民間的力量終究有限，文化政策和藝術教育須由政府承擔責任。我們要抗議不合公義、欺壓弱小的文化、環保、社會政策，提倡新的政策和願景，不能只用「發展」與「效益」的角度決策，也要重啟延宕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發展金融地產以外的產業。我們要摒棄那些仍沉溺「中環價值」的民意代表，假若香港迎來無篩選的真普選，我們要否決空談經濟發展、無視香港歷史文化、生態環境、社區人情的候選人和政府。

我們不是喜歡旅遊嗎？人在彼邦，除了飲飽食醉搜羅平貨，也可靜靜想想當地的魅力何在，例如在香港人喜愛的台灣。淡水的老街上，小店如繁花盛放爭妍鬥麗，遊人應接不暇；源自歐洲的紅磚建築比比皆是，為小鎮添幾分古早恬靜的氣息。走到海邊，音樂人各顯神通，柔和的旋律蕩漾半空，交織着清涼的南風，沁人心脾。眼前是淡水落日，心裏想着灣仔的囍帖街被拆；那區從前好幾條街開滿攤檔，仿如台灣的夜市，如今只剩春園街苟延殘喘；屯門黃金海岸的「黃金蒙馬特」去年停辦，日暮藝墟何處是，煙波不見使人愁。當香港清拆舊區興建高樓，抹殺歷史與建築特色，台灣卻把老街變成旅遊景點，既讓人放緩腳步，細味歲月的積澱，也發展了旅遊業。陳冠中在〈現在讓我們捧台北〉說，台北市區歷經清拆、建設，還有不少地區並存着不同年齡的建築，地標與一般人感情深厚的普通建築共生共榮，公共空間生機勃勃，受惠者是台北居民。他說：「台北就是在這方面做得比北京、上海和香港都好太多，也解釋了它的生活質感。」城市不只是工作和生存的地方，還是休憩和生活的家。

台北的天空比香港藍，歷史建築保存得比香港好，生活節奏比香港閒適（捷運車站扶手電梯的速度比港鐵的慢），但不得不告別這座動人的城市。晚上回到香港，望出飛機窗外，擠滿了與天比高的建築，單調地在黑夜閃閃發亮。一闕歌詞掠過腦海：「心裡猜疑，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要扭轉香港的命運，也許只能釜底抽薪，「佔領」心中的中環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