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駿樺

在現今紛亂的時代，要去將發生的事逐一清楚地記錄並傳遞下去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被逐漸侵蝕，越來越多敏感的事件、資訊受到打壓，媒體自我審查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令到社會議題得到越來越少關注；另一邊廂，香港政府執意不從，嘗試利用各種輿論去粉飾太平，自圓其說，掩飾事情真實的一面。過去幾年，香港人持續抗爭，隨著政府不斷地指責雞蛋的那一方，使我們背負污名，即使我們緊記著見證過的事情，又有誰能確保下一代，甚至再以後的人能聽到我們的故事？而不是經修飾、審查的教科書所講述的「真相」？再者，在這段時間，那些無法想像地可怕且難受的經歷，又是否單純地用文字就能表達到？在如此嚴峻的時代和環境下重新組織和細訴這幾年所發生的事，需要時間來沉澱，去撫平傷口，並尋找更多未被人知的經歷。在未來的日子，每一個曾參與過這場抗爭的香港人都有機會用自己的聲音去講述這個共同但個人的故事，口述歷史可能是我們傳承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最好的方法。

被限制的文字

口述歷史之所以能在香港有存在價值，是因為在這個地方，文字用作記載的能力和以前相比已經大相逕庭，令到很多事情無法被準確地記低，甚至乎被篡改，導致這段歷史有認知上的錯誤，而口述歷史的作用就是通過親自經歷過這段歷史的我們去補充或將事情的因由重新解釋。自反送中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再進一步被收窄，政府實施國安法、香港警察修改通例來重新定義傳媒採訪資格，等等都加速了傳媒進一步自我審查和官方打壓，令傳媒報道新聞前會先修改字眼、刪減部份內容，甚或取消整篇報道，以防政府能找到入他們罪的證據；而警察限制傳媒的定義，會令到其他所謂「非正規」記者失去採訪的機會，特別在抗爭現場，他們有機會因未被通例接納而受到差別待遇。在上年八月，警方僅憑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就出動過百名警員及國安公署人員，手持法庭手令到蘋果日報大樓進行各種搜查，當中更翻看部份記者桌面上的物品和文件，干預傳媒所有的新聞自由。在無理的苛法下，傳媒只好不斷自我禁聲。除了政府的打壓，香港的新聞機構亦逐步被中共或者中資染紅，在紅色資本的管理下，採訪題材、材料、立場全都會受到嚴密監控，新聞工作者將會失去編採自主，這些機構只會成為帶起輿論風向的工具或是香港政府的喉舌而非記錄人們真實的情況。近幾個月，不同的新聞機構中都因為被親中人士空降管理，導致編採人手出現「換血」情況。有線新聞最新空降的四位管理層謝燕娜、李臻、陳興昌及許方輝對新聞部裁員，更導致傳媒行內享負盛名的中國組全組總辭。《Now 新聞》則在上年六月發生人事變動，前無線新聞部高層陳鐵彪、前高級監制李偉亮、前高層吳宜婷和葉惠民生後空降《Now 新聞》，顯示出新聞台被忽然整頓。在如此受到限制的環境之下，文字似乎顯得有點無用。如其依靠別人記下自己的故事，倒不如自己拿起手機，將自己的經歷錄起來。利用口述的方式，對文字熟練的要求低，更容易和方便說出自己的故事，毋須經過整合、修飾，就是自己的聲音。再者，我們也不需要現在就錄下我們的故事，我們只需將記憶保留，銘記於心的話，待有一日人們能有自由去說自己所想時，再將自己的記憶交給下一代。

負責為大眾監察政府、記錄時事、探討社會議題的第四權被親中勢力干預，港府亦開始著手改革教育，通過修改學科的教學內容，令學生只能單方面地接收資訊，更向他們灌輸扭曲的價值觀，使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下一代。教育局在二零一九年提出所謂的「專業諮詢服務」，以不獲列入適用書目表為前提強逼教科書出版商將通識科教科書送去進行審查。經過送審程序後，教科書的內容全都避重就輕地提及敏感議題，《雅集》刪公民抗命的練習題目、《齡記》刪減有關新聞自由、人權法治的內容，教育局更改革通識教育，將它改為愛國教育的核心科目。如此下去，香港的下一代只會對我們所做的事有模糊的認識，亦不會認同我們現在相信的價值。相反地，口述歷史或者能讓我們真真正正地講述現在發生的事，讓想知道歷史的人去了解。在《端傳媒》其中一個有關文革歷史的討論，歷史書裡部份的文革的描述被刪去，書中一直提供抽象的資料，沒有具體數據、事件或人物，使人對整件歷史事件感到疏離，或者只會選擇性提供內容，大力讚頌毛澤東等當權者。另一方面，當他們說到由家人或者高中老師時所談論的內容，即使中學的歷史科不會著重文革的考試，從他們得知的歷史仍是更深刻、真實、詳細，更顯得出這段歷史的荒謬和殘酷。就在不遠的未來，香港也有可能在實行著這樣的教育。

文字的限制

幸好的是，香港離上述所講的狀態仍有一段距離，此時此刻，依然有云云學者和有心人用紙筆去記載著歷史，捍衛著香港現有的價值。在歷史的眾多範圍裡，口述歷史確實有著種種的好處。口述歷史從人的記憶中索取資料，由歷史學家、作家或者學生尋找曾親身經歷過歷史事件的人物，有時候他們可能是年邁的老人，無法清楚用文字亦者句子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要靠人慢慢引導他們腦中的意思，有時候他們也可以是年青人，剛剛經歷完重大的社會事件，恃著他們對事件還記憶猶新時記下他們的經歷，好讓日後能作出「回帶」或分析。即使有人或會質疑口述歷史的真確性未必符合史實或會出現偏差，記錄者在錄下受訪者的陳述後都會與其他歷史檔案，例如官方文件、當時的新聞稿件去互相驗證雙方的說法。通過比較及查證，從受訪者道出的經驗更可以填補歷史上某些時間點的空白，特別在極權國家，它們對異見者或少數民族進行迫害時，只會留下少量的官方文件，大部份的細節，尤其是受害者的情況都甚少受到記錄。當這些政權倒下，人民重獲自由，我們就可以透過倖存者的記憶去了解這些具歷史意義的事情中的細節。由吉德翁·格賴夫（Gideon Greif）編寫的《我們欲哭無淚》（We Wept Without Tears）就記錄了三十一名前納粹集中營囚犯特遣隊倖存者的經歷，作為猶太人的他們被黨衛軍強迫充當助手，為了生存成為了逼害猶太人的其中一份子。通過他們的分享，書中講述了在集中營生活以及行死刊的運作細節，從他們的內心經歷，亦讓讀書深深地感受到集中營驚憟可怕的一面，這本書也大大改善了這班被逼參與殘殺猶太人的倖存者的聲譽，為他們得到應有的體諒和公義。

除了由歷史學者經過訪問、錄音、跟進、轉為文字、再製成書藉，口述歷史也有不同的形式跟據著受眾的需要而轉變。用文字去記載口述歷史，始終有它的限制就是文字比起聲音缺乏些少溫度。錄音、影片，甚或是現場分享都係口述歷史的形式，而通過受訪人的聲音去道出自己的經歷，我相信在場的受眾一定會更能感受該時段的歷史意義，使年輕一代或是未有在場的人更能理解這段歷史。口述歷史可以和其他各種形形式式的活動融合在一場，成為各種的分享會和活動，讓受眾和分享人之間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從中更有條理地梳理歷史的細節。在台灣，有一群關心台灣歷史的年輕人創辦了《共生音樂節》，至今已經舉辦到第九屆，致力於紀念《二二八》事件以及吸引年青人去了解這段歷史。活動當中有著眾多活動單位、學者，大部份的單位都是以《二二八》事件為題去提供表演，而活動中亦有學者去以個人經歷去講述這段歷史。在其中一年的講座，舉辦單位請來了文史工作者張典婉老師去讓大家通過她家族與這段歷史和白色恐怖的過去，去了解這段歷史。其中特別的有她講述自己被收養的過程是因為負責監視她養父的刑警把他同僚無法扶養的小孩交給她養父，這些關係都令到聽眾能通過見證歷史的人的聲音，而進一步了解歷史。

結語：轉型正義之路

將口述歷史放進香港現時這個惡劣的環境，它在現在及未來都確實能對本土歷史作出貢獻，甚至達到轉型正義的效果。由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不少香港人遭受到逼害、不公義的對待，他們的經歷和體會都未被人好好地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的一部份，因反送中而逃到世界各地生活的手足、在囚禁中因政見受到差別待遇的人、被送中的十二港人，他們的故事就是被壓逼的最好證據。假若有一天能有人與他們進行訪談，記下他們所說的話，在將來的日子才會有人能憑著這些證據去調查真相、進行審判以及紀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