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張卓妍、劉建希
文／劉建希

（本刊於四月初進行訪問）

｜無力

「這一年的確是比較多校政風波⋯⋯當你回望2015年校委會副校長任命事件，那時已有很多傳媒和來自不同界別的人開始關注港大校政，但我認為今年的情況更為嚴峻，這與整體的政治環境和局勢不無關係。」葉芷琳是二零二零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甫上任，國安法在港實施，港大至今亦已見不少編制上的轉變，例如校務委員會繞過教務委員會決定解僱戴耀廷副教授、原貼滿責文宣的大學街連儂牆舊址管理權遭收回、兩名背景與利益關係存疑的副校長之任命等。「我覺得這一年學生會給人的感覺是無力的，因為學生會在許多事情中都有其角色，同時亦有對其的束縛，令學生會在校政上顯得更加無力。」

葉認為許多現時的問題是制度上既有的：在近三十人的校委會內，本科生代表只佔一席，不管投下反對抑或贊成票，帶來的影響不大，故即使制度確保校方與學生會的恆常溝通，帶進制度的聲音往往遇上不少阻撓，未能真正推動實踐和改變。「但這樣是不是代表我們不需要學生代表，或不需要學生會呢？我覺得不能這麼說。在那麼多事情發生的時候，若沒有學生代表出來發聲，相信很少同學會真正意識到這些問題。」她又以學生會發起靜坐、聯署抗議校委會任命宮鵬、申作軍二人作港大副校長，和解僱戴耀廷副教授等事件為例，說明學生會的工作一直是喚起同學對校政的關注，讓同學意識到這些決定是「有問題」的。

｜內、外務分野漸失

「比起以前，現時的校政更應該被關注。」對於坊間認為學生會側重外務多於內部事務，葉芷琳指校政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香港政治的一部份，坦言現在處理外務與處理校政已沒有太大分別。「所以在接觸不同校方高層時，你會發現不同高層持有不同的主張和立場，而以這一年來看，則是慢慢傾側到張翔一方。」她以校長辦公室（President’s Office）內鮮有人知的職位為例，指出近年的人事變動、規則改變都使港大校長張翔慢慢建立起其勢力，而張亦在港大逐漸「獨大」，變相令學生會的發揮空間愈來愈少。

2015年，港大遴選委員會推薦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學術及人事資源）的唯一人選，而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則以其當然校監身份委任前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為校務委員會主席，藉此拖延並否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引發逾百學生圍堵校委會於沙宣道的會議場地。時任校委會本科生代表兼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其後被裁定公眾地方擾亂跌序罪成，遭判處240小時社會服務令。

「那時還是學生領袖和本土派剛剛崛起的時期，大家的心態還是比較熱衷於參與學生運動。」葉認為六年前後的社會環境十分不同，學生會的發展空間和動員力受抗爭成本上升所影響。現在即使遇上校政風波，在以學生安全為首的原則下，學生會只能舉辦靜坐等相對低風險的活動，無法作進一步行動：「成本和效益哪項比較大呢？陳文敏教授最後也沒有當上副校長，校委會對於本科生代表的看法愈趨不理會，校方與學生會的關係轉差，而馮敬恩和李峰琦亦被拘捕。從這角度看，『衝』本來就沒有成效，或者是這個時勢下根本做不到。」

｜定位

比較2015年與現在的港大，葉亦感到校方高層做事比以往「狠」，例如馮敬恩遭起訴時，不乏港大教授為其撰寫求情信，而現在的港大校方一般「懶理你的生死」，亦「更明顯地執行政治任務」。

「那麼學生會還能做的事是否只剩下舉行靜坐和發起聯署呢？我覺得這視乎學生會的本分是甚麼。」在葉的眼中，學生會沒有既定的定位，而是因不同時期而異的：「由『雨傘革命』開始，學生會得到了『學運領袖』的稱呼，直到2015年開始，學生會的重點工作轉移到校政上，到了2019年又有社會運動爆發，學生會重拾抗爭支援的角色。」對於學生會的本分到底在於守住學生會、在校務層面上爭取學生權益，還是在外務上為不同界別發聲，葉認為無人能預測未來，而這問題則為學生會後人需要思考的。「起碼於我這一屆而言，是覺得『這一刻守得住便先守住（學生會）』；即使現在已經沒有『衝』的可能，我們也起碼要在社會上引起一些討論。」

被問及若校方願意與學生會對話，自己將如何決定赴約與否時，葉則指出「校方」是一個十分廣義（broad）的詞語，與校方對話亦要視乎對方是校方的甚麼人；而被追問若該對象為港大校長張翔時，葉則指「會」，惟以往與張的「恆常溝通」一般只能透過校長辦公室、中央管理小組和學生事務長等單位進行，鮮有直接對話。「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他願不願意公開與基本會員溝通，而非只是學生會⋯⋯我們私底下談了甚麼一點都不重要。」

｜初衷

「現在驟眼一看，就是見到有一部份人開始不信任，甚至不喜歡學生會。」葉認為學生會在缺乏學生的支持下難以聚集力量，令學生會喪失議價空間：「港大學生會之所以能夠與校方磋商或爭取某些事情，是基於《學生會憲章》賦予其代表17,000名基本會員與校方商討的能力，但當選舉投票率低，或是聯署簽署人數少的時候，便變相向校方、向社會證明了只有少量學生關注這些事情……學生會的『光環』愈來愈細，做到的事比起以前愈來愈少，其實這並非因為學生會『細』了，純粹是社會給予的政治發揮空間也變少了。」

談起「亡會」（即學生會滅亡），葉認為「亡會派」的思想大致分為三類：第一，學生會無用，而繼續學生會的運作只會犧牲更多人；第二，既然學生會橫豎也是死路一條，投放所有人力和資源「搞鋪大嘅」或許更能幫到香港；第三，學生會的定位錯了，沒有存在意義。提到自己任內曾舉辦《年初一記事》攝影展、《地厚天高》、《理大圍城》放映會時，她認為校方和政府對學生會的打壓只會愈趨嚴重，而學生會現行的方針亦追不上打壓的步伐，只能走出常態：「我們就像在幫『下莊』試探紅線，看看這些活動會不會觸碰到國安法的紅線……逐點逐點踩下去，一方面測試校方的反應，另一方面亦看看社會的反應。」學生會的意義在每人的心中有不同的演繹，有人支持「亡會」，亦自有人希望留守。但葉最堅持的還是學生會應有的初衷：

「為甚麼學生會是由大學生帶頭呢？是因為大學生不怕、沒有那麼多的包袱，對很多事情仍然『有團火』。不因社會發生的事情而卻步於實踐自己的理想——這是大學生在學生會內仍然背負著的身份和責任，也是我們與政黨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