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文、攝／劉建希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任何人參與或組織受禁群組聚集，均屬違法，須負上法律責任，請勿以身試法。為公眾健康及安全著想，請馬上解散。」

疫情下，香港科技大學二年級生周梓樂 [1] 逝世半周年悼念會在場地廣播聲的迴盪下舉行——此為科大學生會為周舉辦的第七次悼念會。同日早上，科大校方表明禁止集會於校內舉行，並警告將懲處集會的舉辦和參與者。身穿「科大學生會」上衣的時任學生會會長麥嘉俊手持麥克風，地上放著街頭表演常用到的Cube Street音箱，不時提醒參與者填資料、量體溫、保持距離。身後的長桌上，放了一張黑白照片和蠟燭，人們一批接一批地鞠躬、放下鮮花。

廣播聲劃破了寧靜，「防疫」政策亦使悼念會多了些許縟節，少了一份莊嚴。後來，事態的發展是麥嘉俊始料不及的：因舉行追悼會、為「青蛙路」 [2] 補上油漆和張貼文宣等事宜，與其餘學生會幹事會成員一同被學生紀律委員會傳召並定罪後，麥遭禁止使用校園設施，並被勒令休學一個學期 [3] ，意味著其學生會會長的任期亦已隨休學期間屆滿。

｜疫情下開展的莊期

「有時我們會問：『幾時輪到科大呀？』」麥憶述周梓樂逝世前，科大校園內甚少發生衝突，大抵只是有同學在民主牆張貼文宣時會與中國留學生口角，科大學生對政治的整體關注程度亦不太高。事發後，眼見美心食堂、中國銀行分行等校內設施開始被毀壞，又有2019年的理大圍城事件、中大保衛戰等劍指大學校園的衝突，有內閣成員曾擔心科大校園會否淪為下一個衝突現場。後來，科大宣佈進行網上授課，並加強保安措施，不許外人進內。「保安的人數比學生還多。」面對無人的校園，內閣的憂慮亦隨之暫時放下。

社會愈是混亂，愈少人有意出選學生會，這是近年大專學界可見的趨勢。而內閣「成莊」前，卻有許多來自不同背景、持不同理念的同學參與「招莊會」。「一開始，大家的鬥心很強——但這種熱誠始終會隨著運動的激烈程度下滑而冷卻。」自疫情出現以來，大型街頭示威的次數減少，而一直有到衝突現場擺放物資站、運送物資的學生會，頓時少了些對外的工作，並不得不重新思考轉換學生會的角色和定位。此後，科大學生會主力處理後勤工作，除擺放過一次大專學界街站以外，其他工作也是被動地在同學被捕後幫忙聯絡律師及申請法援。麥憶述指，定位的轉變一方面令同學對學生會工作產生不少質疑，另一方面學生會幹事又須面對被校方紀律處分的可能性。「『做又死，唔做又死』，難免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架空學生會

最讓麥嘉俊始料不及的，是校方態度的劇變。國安法在港實施以前，科大校方仍然會因充當民主牆使用的「大字報牆」不夠空間，允許額外開放告示板供學生張貼文宣；而在國安法實施以後，所有與學生活動無關的資訊，包括空白的Memo紙，則一律被移除。另一例為2014年雨傘運動後髹上「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青蛙路」。在他上任前，保安仍會在學生會每年重髹該路時，於路的兩端架起鐵馬，以免路人踩到未乾的油漆；而至其接任會長後，他曾兩度嘗試重髹青蛙路，豈料遇上校方以「阻塞交通」為由，禁止學生會「補油」，另一邊廂卻把青蛙路封閉全日，以白布遮遮掩字句，並表示希望油漆自然消耗，不准重髹。

內閣事後曾嘗試偷偷補上油漆，結果保安到場記下參與成員的個人資料，表明將對他們作紀律處分。麥認為國安法實施後，基於種種法律原因，校方增強管制校內設施實為無可厚非，惟並沒有預想到校方收緊政策幅度之大：「從這件事可見，校方態度上有了很大的轉變——由協助學生會，變成打壓學生會。」

撇開政治議題，麥亦留意到科大校方近兩年來愈趨漠視學生的聲音。他認為校方常將不諮詢學生意見的原因歸咎於疫情，例如校方就著舍堂迎新營、學生會活動和「合格/不合格」（pass/fail）評核等影響全體學生的政策，均以「校方內部也趕不及開會」和「學校也是第一次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為由，拒絕與學生會討論。及至近日，科大校方成立「宿舍政策小組」研究宿舍分配制度不公的情況，由一名主席、五名學系教授代表、兩名非本地學生和兩名本地學生代表組成，並屢次以「現有成員已能充分代表全部同學意見」拒絕學生會代表加入小組。麥認為宿舍事務牽涉所有科大生的利益，質疑小組無任何民意授權，無法如學生會般代表逾二千人的選民，又指出不少現時仍沿用的機制實為往屆學生會幹事所提出，小組成員未如學生會熟悉宿舍事務。

校方意圖繞過學生會決策的做法，更令麥嘉俊毛骨悚然。有內幕人士向其透露指，校方於邀請學生加入小組時，曾表明盡量不要找學生會的人。「這件事我覺得很恐怖，以往即使是政治或是其他原因使得學生會與校方關係僵持，校方仍然會透過學生會提名學生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不會無視其民意授權。如今，校方開始淡化學生會權力，淡化學生會對校政的影響力。」訪問後一個月，科大拒絕了數十名曾違反宿舍守則的學生的宿位申請。受影響學生均曾收到警告信，而內容多為「曾犯噪音問題」、「訪客逗留逾時」等相對輕微的違規，亦有已於2018年完成相關處分的學生被拒宿位 [4]。麥嘉俊的宿位申請亦因紀律處分被拒，正申請上訴。

｜學生會與「死循環」

綜觀學界今年多個學生會所得票數低的現象，麥嘉俊認為此與學生感受不到學生會的存在有關。以校方不開放「合格/不合格」評核選項為例，他指出許多同學一方面會形容科大校方為「極權」，另一方面卻又指責學生會未能反映學生意見，生出「反正最後也會有臨時行政委員會，那麼投不投票也沒有分別」的誤解。麥又憶述自己仍為新生時，已見候選學生會內閣只得數百票，未達最低法定要求，戲言：「我畀錢學生會有咩用啫？攞佢啲福利包咩？」加上科大已停止將學生會會費納入學費一欄一併收取， 將之標明為「自願」（voluntary）提交的費用，學生會會員數目下跌，而又在疫情期間較少需要回校的情況下，學生自然對學校、對學生會沒有太多感受，對選舉的參與程度自然低。至於學生會出缺的情況，麥認為學生會幹事須面對公眾和傳媒，又須承擔一定的法律風險和責任，坦言自己曾遊說同學出選，但得到的回覆多為「有心但不夠膽量」。

對此，他認為學生會正步進一個死循環：「同學愈是不理會（學生會），我們做到的事情愈少，然後同學又覺得反正我們做不了甚麼，繼續不予理會，結果出現一個循環，學生會愈來愈無力。」對於科大學生整體公民意識薄弱，麥指出本科生在校董會內只佔一席位，無能力左右任何政策，說明學生會也只有在學生也重視事態發展、願意站出來表達不滿時，方有討價還價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幹事也是學生，他們最多只是擅於說話，但有人能單人匹馬把所有校方高層都說服嗎？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會做得到。問題在於如何協助他們這麼做、有沒有學生站出來。」對於有學生曾發信至校方表達對評核選項的不滿，再叫學生會「搞掂佢」，麥嘉俊尤感憤慨：「電郵有甚麼阻嚇性、表達到怎麼樣的不滿呢？你真的那麼不滿，就早已站了出來叫的不滿呢？你真的那麼不滿，就早已站了出來叫口號！你根本沒有表達你的不滿，卻又要學生會作為中介為你表達不滿，如果（聯署的）數字是有用的，校方早就聽取了、問題早就解決了！」他又以自己與時任內務副會長勞啟浩遭停學一事為例，指儘管同學在網絡上說多少對校方無傷害性的「好嬲」、「不可理喻」，也只是「曇花一現」，不出兩星期已無人討論，自然未能迫使校方就範。

｜前路坎坷

縱然學生對學生會情況的關注度不高，麥嘉俊認為學生會仍有其存在意義。作最壞打算，當學生會無法再參與校政，他認為加入大學的委員會亦非收集和表達學生聲音的唯一途徑，透過號召學生靜坐、呼喊口號、張貼文宣等，學生會仍能以類似工會的形式存在，在為學生爭取利益上起一定的作用。

對於現時學生會普遍側重外務發展，例如擺放物資站、發公開聲明、召開記者會等的現象，他坦言社會氛圍和對政治的整體關注程度與學生會選舉的參與度掛勾，例如自己於選舉中獲超過二千票，與「反送中」不無關係，惟他不樂見於這樣的學生會發展：「如果表達不到同學的聲音，這樣是本末倒置的——你無理由先處理好政治再去想自己應該做的事，學生會會務是學生會本來就應該做的事，如果連這些事情也處理不好，同學只會覺得學生會無能力，最後又返回『死循環』。」以區議會為例，他認為以前的區議會不會過於側重政治立場，其主軸應為翻新社區設施、爭取加密巴士班次等地區工作，而學生會亦應按照同樣道理，以服務同學為本。對於專注於外務工作的實際成效，他亦甚感質疑：「（對外的聲明）說到多麼『天花龍鳳』又如何？不也只是『得個講字』嗎？而事實上，我們（學生會）可以做的也只是發聲⋯⋯滿足不到同學之餘，外務又做不了甚麼，現在說錯了『八個字』又會被拘捕，我們還可以做甚麼？我的看法是，學生會要重新偏重於學生會事務，做一個學生會該做的事。」

說著學生會前路，又回到了抗爭意識的問題。麥嘉俊形容自己在社會運動中的取態比較激進，不解為何有人一方面高呼「不自由毋寧死」，另一方面在警察靠近時紛紛走避。以此為鑑，他認為學生在面對著學生會的角色愈趨淡化、開始無實權時，問題的重點從來不在於學生會的處境，而在於學生只在社交媒體上洩憤的無動於衷，亦即是抗爭意識薄弱——此為學生會存亡的「根本性」問題，這樣下去，學生會「回天乏術」。他預想：「沒了一個學生會的『龍頭角色』，而在縱使有人站出來也沒有人支持的情況下，還有同學自己站出來，自發地做些甚麼嗎？我不認為有人有這樣的號召力。」

「如果大家覺得學生會無用，它一定無用；如果大家覺得還需要站出來捍衛學生會，自然有它的用途。」

｜歷滄桑

莊期已過，「會長」變了「前會長」，麥嘉俊的停學處分尚未結束。對於學生會前景，他感到悲觀，但亦坦言自己在科大的時光僅餘兩年，科大學生會對自己的影響亦將不如以前大，即使擔心後繼無人，亦輪不到自己決定。對於當日科大校方對其作出的停學決定，他仍然覺得此非為校方的一貫作風：「校方管理層本來不會真的理會這些事情，只是隨著社會的狀況和國安法的發展，加上官員也說要『整頓大專學界』，我覺得外界的因素影響較大。這兩年的轉變太明顯，差別太大、太突然，一定有來自外部的原因，不會突然就變成這樣。」

由於麥嘉俊被禁止使用校園設施，訪問遷至尖沙嘴海旁進行。那是復活節晚上，燈光匯演的光線下，孩童追逐玩樂、街頭音樂表演的聲音被一一收在錄音筆內，麥嘉俊剛從港島下班，急步趕至。

「這一刻，事件已經過去了，而我們改變不了甚麼。其他學生會幹事也在『落莊』後照常上課、與『臨政委員會』交接，（心態上）內務副會長勞啟浩的懲罰最為嚴重，坦言停學之初確對前路迷茫，而後來也只能透過歷的事情而遭打壓，他表示無奈：「（追悼會）做起來只是『手板眼見功夫』——其沒有甚麼特別。」眾人中，麥嘉俊與實我們也只是準備些花和蠟燭，沒有太多東西需要準備，但之後還是要承受後果，例如接受懲罰，和處理來自傳媒的查詢，再加上處理日常的學生會事務，也累了。」

｜寄語

給潛在學生會下莊的寄語，聽起來更似在「趕客」：「有很多同學不會去理解學生會背後的運作實際是怎樣的，只是會看結果，然後把無結果說成學生會做不了甚麼，到做到了，卻又會說這是應分的。」成為學生會幹事意味著同學和大眾的目光將聚焦在自己身上，即使一言一行未必代表全體學生，仍是肩負著外界對學生會、對大學的期望。這重任，麥嘉俊擔起過了，而從其受罰之重更可見此時仍有人出任學生會幹事的可貴：「站得出來，不論是同學票選出來，還是從臨政委員會走過來，都一定很有勇氣，十分不簡單。」

儘管說了很多遍「科大學生政治意識薄弱」，麥嘉俊仍有不少對科大學生的期許，沒有放棄當初承諾要服務的同學。科大校園立足清水灣，選址原預留予英軍興建軍營，及後英軍在主權移交前逐漸撤兵，空出用地改作科大建校之用 [5]。在前往校園的校巴上，麥有過這樣的經歷：「整架校巴都在討論學分（GPA），好恐怖，這樣的氣氛好變態、太侷促。大家應該製造多點開心的回憶，而非一味在『死讀書』。」這樣的描述多少印證了科大被戲謔作「香港壓力和緊張大學」（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與科大英文簡稱同為 “UST”）背後所反映的學業壓力的嚴重性，讓人不禁想起近年科大種種教人難以釋懷的輕生事件。「不要『死讀書』——這一直都是我希望科技大學變成的樣子⋯⋯讀書並非不重要，但它絕對不是你的唯一。不要令讀書成為你在大學唯一做過的事情。」

「站出來的不是超人，純粹是有勇氣為大家站出來的人。」麥嘉俊理想中的大專學生會，是學生與學生會相輔相成的：學生沒有學生會，難以將學生意見凝聚起來，迫使校方審視現存問題；沒有學生的學生會，失去議價能力，無法理直氣壯爭取權益。「尤其當我們想將這個地方變成我們理想的地方，過程是痛苦的。」面對大專學生會的整體權力被淡化，他認為學生會幹事須多加留意自己的人身安全，無謂為了成效不大的表態，賠上自身安全和前程。但歸根到底，這仍是幹事自身的選擇：「如果說，表態的意義是大於自己坐牢的，大於自己的前途的話，那麼既然意義大於代價，便做吧。」

「一定要記住自己的理念，和背後為何會這麼做。」

｜後記

比起停學更為嚴厲的處分，恐怕只剩下開除學籍。觸犯了校規，接受處分或許是正常不過的事，但若違例的只是一場符合一切防疫要求、安靜進行的追悼會，科大校方擺出的姿態仍是高得不必要，懲罰亦不成比例。也許校方高層難逃政治漩渦，在校內外輿論鬥爭下，漸漸變得麻木，忘記了對人性應有的尊重和彰顯。麥嘉俊的直率，打破了學生對接受學生會保護這種單方面的期望，提出了「學生也要保護學生會的人」。兩者之間，少一點指責，多一點扶持，便是面對校方強權最人性化的回應。

註：

1.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將軍澳尚德邨停車場，周梓樂從三樓墮下，終告不治，為首名「反修例運動」衝突現場喪生的人，年僅二十二。沒有任何閉路電視清晰拍下事發一刻，而翌年召開的死因庭亦無奈以「死因存疑」作結。

2. 青蛙路為連接科大巴士站和入口廣場的通道，自雨傘運動起，地磚漆上「希望在於人民 改變始於抗爭」字眼，由科大學生會重髹。

3. 據《科大學生會就紀律委員會裁決之聲明》所述，有關判決於一月頒下，亦即麥被勒令於本學年第二學期休學。

4. 科大編委報導：「學生因曾違規 遭禁止申請宿位」（7-5-2021）

5. 《科大學生報》振翅 2015年迎新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