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璇

5月，小滿天。期待著收成，又擔心將至的農忙。早餐過後，到田裏細細檢查每一株作物的生長狀況後，拿著一個藍色桶子便往倉庫去盛豆渣。豆渣很臭，有一股發酵的味道，是帶有生命力的味道。在菜苗附近灑上豆渣，再蓋上了一層乾草。生命在成長，生命力在轉化。蚯蚓在泥土裏打轉，小貓在田裏追趕著在作物間跳來跳去的蟋蟀。辦工室，完成一連串的行政工作後，就發覺黃昏將至。斜陽打在四季豆的葉子上。小屋的門被推開，戴上掛在小木椅上的帽子，又往田裏走去，再次確定作物正健康地生長，喃喃道：「夏至就到，那時候可就沒這麼閒了。」

務農的生活平靜、平淡。

｜務農的意義

十年前，一群「反高鐵，護菜園」運動的參與者聚首於元朗謝屋村，成立了生活館。拋頭顱的熱血沸騰後，遺下的是深耕細作的堅持、細水長流的抗爭。隨著菜園新村的成立、高鐵的正式施工，當天隻身擋於推土機前、終審法院外苦行的他們回到土地，開始實踐，成為半職農夫，或說在實驗「半農半X」的生活方式。於《寂靜春天來臨前》展覽所展出的影片中，參與生活館的農夫質疑著他們的理念，思考著自己與伙伴這十年來的努力為世界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從崇高的理想回到現實，面對的是去留的掙扎、是現實前的被迫屈服、是對所堅持的務農生活意義的反覆思考和敲問。十載的耕種到底帶來了甚麼呢？食物進入了他人的身體，穿過了腸道，支持著生命的延續，耕種是直接的。耕種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滋潤著泥士，並孕育出一個個植物及動物的生命。舉辦展覽的「半農」藝術家勞麗麗於訪談中曾說到，這種生命力是一個發聲的方法，雖然不等同寫一句標語或叫一句口號，但這種小眾的行為是對於主流、對於強權的挑戰。農業中生命的創造是對於城市的趕盡殺絕的控訴、對於缺乏生命力的城市的一種反抗。生活館十年的細作向香港提出了疑問，到底香港的土地除了作房地產以外還有否其他的可能性？到底香港人可否有另一種生活方式？

社會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曾於《寧靜革命——後物質主義價值變遷》一書中提出後物質主義概念，解釋西方已發展國家的社會、文化變遷。在較貧窮的年代中成長的人在價值觀上會傾向物質主義，因而強調經濟發展、社會秩序。在社會安定、物質較富裕的年代下成長的人，所追求的不會再止於經濟、物質，所追求的是更上一層的非物質價值。今天的香港人對於生活的追求亦已不再侷限於物質價值，更重視的是個人及社會價值的實現。據漁農處估計，現時約有四千公頃的農地無任何耕作活動，而其中大部份的地契便由地產大亨掌握，全港約四成半的農田由恒地掌握，新地亦掌有約三成七的田。農耕生活作為一種不同於主流「中環價值」及物質主義下追求的高效率、高回報的生活方式，可生存的空間少之又少。勞麗麗於一個訪談中曾對於自己的「半農半藝」生活提出質疑：「究竟是我們想成為這種『一半身分』的人，還是我們無法成為全職農民，而要以其他工作為生？如果有人問我是否『農民藝術家』，我會無法回應，農民是另一回事來的。」香港是否可以容下緩慢的農業？是否可以容下不同於主流的生活方式？香港的土地能否創造出另一可能？以上種種問題、種種質疑的答案是唯有實在地走到田裏，嘗試於香港以農民的身分生活方能得出的。

｜農業與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最簡單的定義為一群持相同理念、目標的人透過不同的行動影響社會發展。受十九世紀強調資源重新分配及工人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運動影響，許多人習慣以一些籠統的用語，例如左或右、保守或自由，以形容運動的參與者，並嘗試解釋一場社會運動的形成、過程，但此舉往往無法完整地展現近代社會運動的面貌。

於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中，來自不同背景、無明顯社會階級關係的參與者因著共同的文化、信念及價值而連結。當群體中的文化與日常生活的「習慣」出現衝突時，便會使我們反思，繼而以體制外的行動反抗主流生活形態。社會學家阿爾貝托．梅魯奇（Alberto Melucci）曾提出社會運動的基本任務是於「我們」中形成衝突，並通過這些衝突提出「關於意義的反思」，其後萊恩．艾爾曼（Ron Eyerman）及安祖．占美臣（Andrew Jamison）補充，在此反思意義的過程中，社會上便會出現新思潮（new ideas）。此理論相較只以一特定的意識形態作敍述更為清晰。

自人類中出現族群，食物一直是階級的象徵，族中的長老能最先分配到最多的食物，得到愈多的食物資源亦意味著其所掌握的權力愈大，此便為《食物霸權──吃什麼，真的由你決定？》一書中，黃偉豪教授及吳曉鋒先生所提出「食物霸權」概念的雛型。當時有如此現象，是因為得到食物的難度高，但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食物工廠的出現改變了一切。食物的產量大幅提升，我們不再需要擔心旱季田裏種不出小麥，只要動動其基因碼，不管是在沙漠還是北極，一樣可以大豐收；我們不再需要擔心將小雞養成成雞要耗上大量年月，只要自牠破卵後就不停注射激素，兩星期便可捧上一盤香噴噴的炸雞。食物的生產不再受季節、天災、蟲害、地域限制，資源相比以往更容易得到，令我們以為食物的自主權重回我們手中。的確，我們能選擇光顧哪一間餐廳，食日本菜、中菜抑或是「Fusion」，平價的、貴價的任君選擇，但若要再往上一層探根，我們能清楚所吃食材的來源嗎？你知道剛剛嚥下的生菜是來自哪片土地，曾經過誰的手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掌握大量資本的企業控制著食物的生產、供應、批發和零售，作為消費者的我們根本無法參與其中。食物霸權消失了嗎？大概從來也沒消失過，今天只不過換了形式，來得更自然、更難以防備罷了。

這場農業的抗爭中沒政策的支持，而把持大部份農地的地產商不支持的立場亦可預視，剩下的持份者就只有本地農民和市場。在全球化及食物工廠下，關心食物背後所象徵的意義、進食者與耕作者之間的關係被食物企業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和可預計性（predictability）掩蓋。要打破食物霸權的控制，我們要發動一場食物運動，重奪糧食上的自主權，最重要的為建立一個持續發展的「我們」。

一、建立清晰的共同目標
「建立烏托邦的使命」（Utopian mission）是構成持續發展群體的重要一環，追求共同目標的動力和希望維持著群體的動員力（mobilization）。先假設重奪糧食自主權為我們共同認可的最終目標，對於參與群體的消費者，本地食品由單純的商品被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並重新賦上意義，原來的消費活動轉變成一種實現理想的行動。本地食品因生產成本高昂而往往價格不菲，加上於大多常見的超市中都難以購得，購買本地食品可謂「吃力不討好」，但當其不再只為普通的消費行為，而是群體實現理想的行動時，參與者不但不介意其帶來不便，更會在過程中得到相對的快樂。這種快樂所帶來的熱情，對運動的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重視食物中的人文意義
全球化下，我們與食物生產者之間的距離大幅增加，我們難以得知食材的生產過程，誰生產？在哪塊土地生產？農民與消費者的連結被全球化破壞。今天所謂的「優質食物」並不只於其擁有甚麼證書，通過甚麼測試，更需被重視的該為食物背後的意義，即食物背後的文化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生產的過程。重建農民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結，最重要的原則為尊重農業生產的季節性（seasonality）及地區性（regionality）限制。香港新興的本地農產品銷售平台「濃作物」與十二間本地農場合作，每星期為消費者提供農夫自行挑選的時令蔬果。農民對消費者的影響加深，關係亦更為緊密，作為消費者的我們亦因縮短了的生產鏈，而更容易清楚瞭解到手的食材背後的生產者，更容易監察食物的生產過程是否合符「永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重新締結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係，使消費者切身感受到農業及其「人性化」，正因身處於同一片土地上，受同樣的天氣、氣候影響，不同季節所產出的作物亦會有所不同。農業尊重土地及自然，而我們唯有明白箇中的人文意義，明白所爭取、支持的為何物，方能延續群體的發展及維持其動員力。

上世紀九十年代，愛麗絲．華特斯（Alice Waters）擴展了新式烹調（Nouvelle cuisine）運動的定義，由只包括「利用擺盤方式令不奢華的食材成為高級料理的一部份」延伸到「以市場為本的菜單設計」（make your menu from the marketplace every day）。運動強調尊重農業的季節性，利用本地的可持續食材烹飪美食，並將加州烹調（California cuisine）運動推至高峰。美國有關「本土」的食物運動因而得到更多的關注，其亦引起了大眾對環境多樣性的保育、農地使用權、本地農業的保護等問題的反思。及後，餐廳重視食物品質之餘，更會強調食物背後的人文價值。飲食中的文化及人文價值透過食物由飲食從業人士傳播到顧客中。

｜結語

今天種下的菜，三個月後才能看到成果。在一次次的播種、一次次的收成、一次次地將成品送到顧客手中的過程中，累積下來的正是糧食自主權一步步的重奪和逐漸建立的社區連結。也許寂靜的春天總有到臨之日，也許奮力一擊在他們眼中只是不痛不癢，但在寂靜春天到臨前、在希望完全消逝前，我們還有田可種，仍有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