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泳欣

造神運動泛指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即利用媒體大肆宣傳某個人的事蹟，把其在所屬的團體中塑造成崇拜對象，並將其理想化、偶像化，甚至神格化。造神運動往往出現於極權國家，以我們熟悉的北韓為例，歷代國家領導人均以不可能犯錯，如神一樣的形象出現於民眾面前。因極權國家有能力掌控所有傳遞資訊的渠道，媒體便成為了政府的喉舌，僅可為其宣傳。官方媒體朝鮮中央通訊社為提高民眾對金日成家族的崇拜程度，竟指金正日死前幾分鐘，聖山白頭山的天空泛起萬道紅光，而金正日離世當天早上，白頭山天池中的堅冰更在石破天驚的巨響中裂開。撇除這些荒誕絕倫的言論，金氏家族還擅長以各種規條和律法來塑造其崇高的地位。自上世紀開始，北韓法律便規定住所、學校，以至公共場所內都必須懸掛「太陽像」，另附加繁瑣的維護及顯示肖像的規則，以示金氏領導人的至高無上。

極權統治的國家慣常以個人崇拜強化其權力及威信，從而達到穩定政權的目的。但神化政治人物的現象也頻生於民主國家，分別就在於「神」並非由集權的政府所推舉，而是由民眾所造就。在這個時代，我們對擁有絕對權威的政府不再信任、對現況不滿卻又束手無策，在迷霧裏尋找方向尤為困難，我們太需要一些無畏無懼的人物來當一盞明燈，指引迷途失向的羔羊。

港人對政治人物的吹捧或許算不上盲目，但無可否認的是其對政治人物的行動或遭遇有浪漫化的傾向，而傳媒於其中更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初選四十七人案的審判過程中，不少傳媒以「港版美麗島審判」作類比，以此強調案情有多嚴重及荒謬。但恕我直言，此等類比簡化了案情，草率地將所有異見分子被囚的案件混為一談。將四十七人申請保釋時的陳詞與陳菊等人面對死刑時的結案陳詞相提並論，顯然是忽略了兩者在刑罰嚴重性的差異，況且戒嚴時期的臺灣與今日的香港在政治環境、國際關注度上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此等類比只能為案件添上浪漫的悲劇色彩，鼓動讀者為四十七人悲歌，高呼一句「法治已死」，聚焦在受難者的悲慘遭遇之上，卻說明不了是次控告、司法流程，乃至國安法的不正當性。

主流媒體塑造群眾對政治人物的片面認知，過分地烘托其形象，但真正創造出一個個被偶像化的「政治英雄」卻是群眾。心理學的光暈效應（halo effect）指出，人對他人往往是根據初步接觸的印象構成認知，繼而推斷出其他特質的。我們的認知僅從局部開始擴散，並從而得出整體印象，可謂「以偏概全」。政治人物於群眾心目中已然留下「為港犧牲」，光輝而偉大的印象。他們因而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並將其奉為神。梁天琦的主張和言論在反修例運動中再被提起，其於2016年魚蛋革命中勇武抗爭的主張成為當時主流，其言論一時被奉若圭臬。梁天琦被美其名曰「香港英雄」，甚至被稱為「精神領袖」，皆因其「行得太前」。但對於他的形象和背景，群眾每每諸多挑剔。其因在中國武漢出生，母親亦為新移民的背景被攻擊，甚至被指罵「大陸仔扮咩香港人」。政治人物對與錯的判斷不因其理念或主張，其無法改變的出身反而為人嘲罵。群眾對政治人物有種莫名的潔癖，把他們捧上神檯，又急急忙忙地從他們身上找錯處。

何以人要視如你我普通的人為神，又何以需要追隨一個神？人對於自己造的神不過是投射了一個無法實現，卻已理想化的自己。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人格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部份。其中「超我」是人對自己的最高期許，由社會文化和道德規範的教養塑造而成，被道德支配而致力追求完美。過於理想的追求受現實環境掣肘，無法實現，因而投射在一個理想化的「神」身上。社會學者汲喆曾言，人在建構自我認同時需要一個偉大的對象，通過對這個對象的崇拜，人把自我認同投射在其身上，從而把自己和一個偉大的人物聯繫在一起，自己也就隨之變得偉大。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心理訴求，所折射出來的恰恰都是心理上的自卑。

顯而易見，自卑和軟弱作祟，使我們強求完美的政治領袖，讓他們去達成對自己而言遙不可及的目標。但造神運動無法真正創造出全能全知的神，凡人皆如你我一樣，會恐懼、會軟弱、會行差踏錯。看似完美的畫皮終會被戳破，我們還可以指望誰來成為救世主？

與其在滔滔洪水湧到眼前之時祈求諾亞方舟的來臨，不如相信自己有對抗浪濤的本事。

「上帝死了，從他的灰燼中誕生出超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提出了超人理論（the overman）。他認為超人才合符權力意志，亦即人的本性——實現自我超越。僅僅成為自己是不足夠的，人還要超越自我。超人要實現生命的最高價值，追求最好、最強，去突破界限，復歸於人的本身，遵循自己的慾望並掙脫所謂「善」的道德束縛。尼采以「末人」（the last man）對比「超人」，末人所爭取的是平坦而安穩的生活，而非創新、偉大。他們關注的是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尼采恰恰相反，他關心的只是最優秀的一小撮人。正是那些最強，而且敢於遵循自己內在慾望的人才能推動世界的進步。人與動物之別，在於其意志和精神力量，人應該有能力創造出自己的第二天性。第一天性，即與生俱來的特質，如家庭背景、性格等，而第二天性便是可以透過後天努力所習得的特質。人可以透過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改造自己，從而不斷進步。現時的自己不過處於過渡階段，那卻是通往最終階段，成為「超人」的必經之路。人類必然會不斷演化，但演化的驅動力並非生物學家所認為的「 保存自我」，而是「超越自我」，這是存在於所有人身上的自由意志所驅使的。而可以達致「超人」境界的不止於少數的強者，所謂強弱之別不過是內在潛能覺醒的早晚而已。只要將投射在上帝身上的力量放諸於人本身，認清創造神的是人，而神的力量也必然來自於人，那麼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自己的上帝。

縱然尼采的論說乃針對基督教，但背後抨擊的是將自己的力量放諸他者，而不肯相信自己的做法。永遠「望天打掛」，等待神從天而降，甚至迫不及待地創造出一位位神以寄託無處安放的不安。這些曾經被奉諸於神檯的神，想必也不曾覺得自己當真優於他人，足以將自己「晾高」，為世人指點迷津。反之，他們不應為無力的我們負上如此沉重的責任。如何桂藍於其獄中手記提及：「就我自己而言，從來沒覺得自己在為誰坐牢，logic從來都是，衡量好代價與承受能力，見位就補，上得就咪縮，打到真係頂唔順咪退一退。不為任何人，而係為個運動。」革命本是自己一人之事——去革每人「整定」的命。正如超人理論所言，人的本性最終指向的，必然是不斷的超越自我，自身怯懦的克服，因此所有「末人」都理應有潛力成為「超人」。

下筆之際，腦海掠過許多人影：某某頹然坐於牢房之中，為那十月後將呱呱墜地的孩子而暗喜，及後又不禁擔憂自身缺了父親的晦暗童年將如何在至親骨肉身上重演；某某低頭擺弄着結他，悠悠唱出：「我發覺這地球原來很大，但靈魂已經敗壞。」頓覺他們的臉孔與我們何其相似。或許是這個世代太荒謬，軟弱的劣根性操控着我們，叫我們迫不及待地尋找一個可以消除一切疑慮和恐懼的人，旨意其庇廕無力的我們。但，這些過分期許只會成為大石，壓垮那些如我們一般弱小的人的肩膀。我始終難以接受臉孔會逐漸模糊的「神」，他們身上的創傷已然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潰爛。這些某某不過是人，沒有誰能成為全知全能的神。不過，這裏仍然會有許多某某在我們不敵酷暑，意欲放棄之際緩緩地走到我們的身旁，淡然地說：「我地都行到嚟呢到啦！」

我們可以憑自己雙腿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