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蔚藍、劉璇

自2019年，一個畫面出現於多次罷工行動或不合作運動：部份港人義無反顧地響應罷工，惟同場亦有反對者向不合作運動的參與者破口大罵，其立場分為兩類：「不同意你的理念、不同意你的行動」以及「同意你的理念、不同意你的行動」，而後者多會表示「我嘅訴求係返工」。香港人真的這麼渴望返工嗎？本文所討論的「返工文化」是指重視穩定，如返工養家等恆常規律，過於人權、民主、自由等理念。而深受「返工文化」影響的人對不合作運動多數有兩類反應：認同運動理念，但自己不會參與；又或反對運動，認為其破壞安寧。本文旨在梳理「返工文化」之演變，並探討「返工文化」如何影響今日香港的社會運動。經歷2019、2020年後，香港人有改變過嗎？

｜返工文化的形成

六十年代，大量中國難民來到香港，他們經歷過多場戰爭，因國共內戰等而被迫離鄉別井，所以普遍都厭倦於政治鬥爭及以過客身分居於香港。在此特質下，他們欠缺作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因此他們普遍對身邊的社會、政治議題漠不關心，只埋頭於提升物質生活水平，對其時政府也僅有「唔好阻我搵食」的要求。社會科學學家劉兆佳於《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一書中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不同於一般的功利主義者，因受華人文化影響，故其時香港人普遍優先家庭利益於一切，「搵食養家」因而構成了香港「搵錢至上」的價值觀。七十年代，港英時期的香港華人社會亦缺乏了與管治階層之間的縱向聯繫，兩者有意識地互不干預，故形成了政治參與度極低但經濟發展急速的獨特社會形態。市民本身抗拒政治，再加上其時港英政府推波助瀾、大舉推動經濟發展，因而營造出社會上下「只關心經濟而忽視其他一切」的氣氛，構成「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奠定了香港人「經濟動物」的形象。

翻查劉兆佳及關信基在八十年代所發表有關香港政治文化的民意調查，其時香港人普遍支持香港民主化，然而他們所理解的民主是「聽取人民聲音」的政府，而非政府產生的方法。換而言之，香港人可接受沒民主但政府管治良好的政治制度。他們視民主概念僅為確保政府施政良好的工具，而非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或自由意志的體現。香港人雖對政治有一定的了解，但在政治與社會明確分割的情況下，加上他們在政治事務上向來被動，港人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一向偏低，認為自己即使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亦不能改變現況，甚或招致未知的後果，干擾其固有的生活常態。為保護自己及家庭的利益，港人大多選擇當個「留心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s）。因此，於社會運動進行期間，只要政府釋出一點善意，又或冷待訴求，民間對政治議題的關心和參與社運的熱衷程度就會下降。由是觀之，對返工的偏執自港英時期一直伴隨香港發展，甚至於不少人心中，相比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返工搵食是他們更在意之事，「物質生活為先」方為他們所相信的核心價值。

｜「返工文化」的轉變

學者陳韜文認為，2003年前的集體行為規模較小，本土政治性又不突出，但是年的7月1日大遊行卻因問題政府燃起民眾的反抗，憤怒達至臨界點，首次挑戰了港人強調穩定的理論。如前文所言，港人向來重視經濟、傾向妥協。但自九七主權移交，港府多番施政失當，如「八萬五」房屋政策突然「不存在」，問責制度無能，故民望急降；後港府又建議依《基本法》二十三條訂立國安法，侵害港人自由；及後沙士一役處理不當，港府因遲遲不通報、隱瞞疫情以及檢疫不力造成非典型肺炎的全面爆發。是年，百業因為沙士而蕭條，經濟飽受打擊；二百九十九人死亡，公義卻沒有得到彰顯，隱瞞真相的楊永強官位照保。港府更卑鄙地乘虛將二十三條立法提前，此舉直接挑戰港人底線，故多數的香港人終「忍無可忍」，認為港府「欺人太甚」。憤怒，使港人覺醒，並不再僅僅聚焦於經濟因素、現實考量。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從港大民調可見，參與民眾一般較為年輕、教育水平較高。然而，七一遊行雖不能論證港人願意為政治理想犧牲經濟利益，但也沒有推翻返工文化，故只能論證港人腦中並非僅有經濟利益。即使如此，七一遊行作為「關鍵事件」，使社會大眾重新評估現實、審視自我價值，市民不再覺得無法改變社會而遵從返工文化，對日後抗爭的影響頗大。2014年雨傘革命的七十九天佔領行動，如政治學者馬嶽所言，因運動對整體經濟並沒有帶來沉重打擊，而且市民明白到要爭取民主則需要負出代價，所以他們對社會運動的容忍限度（threshold）不斷提高。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的不合作運動亦由此促成。

此外，年輕人漸視「價值」為畢生所求的最高理想。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曾指，近年的年輕人不再僅追求物質層次的事，而開始追求如自主生活等的價值。此為時代的變化使然。2009年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視為「新社會運動」，正因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之爭而發起價值之爭——他們抵抗的是經濟發展至上的「中環價值」、霸權等，追求的是「解殖」及本土文化的捍衛。青年對崇高價值的嚮往更展現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根據公民議會的調查，六成抗爭者為二十九歲以下，兩成介乎三十至三十九歲，八十至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為運動骨幹。他們為求民主、自由，不惜冒險，佔領中環多時。而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年輕人追求自由、公義之心更是清晰可見。中大的民調中心指出，於各場示威中，起碼六成抗爭者為三十四歲或以下。較溫和的年輕人既號召政治性罷工罷市，亦發起不合作運動。大街小巷以噴漆寫上「不自由，毋寧死」的標語、抗爭者隨身攜帶的遺書，皆反映出不少青年人對價值的追求甚過於生，更莫說經濟利益或安穩生活。

｜但真的有變過嗎？

即使港人對經濟損失、阻礙日常的包容程度正在提升，「返工文化」對香港的抗爭運動而言卻仍是一大阻力。2019年的不合作運動包括罷工、對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及主要交通幹道的干擾、堵塞機場等抗爭方法，旨在癱瘓經濟及令社會難以正常運作，從而迫使政府正視民意。其同時在挑戰港人對「返工」的熱愛。據《反抗的共同體》一書中所記，2019年8月5日「大三罷」對香港工業行動的歷史意義不小，估計有三十五萬人參加。當日有人發起不合作行動阻礙交通，希望港人罷工。而在有線電視的報導中，中年的黎先生表示「我嘅訴求係返工」，年紀較大的受訪者又言「要搭車㗎嘛，要出去搵食」。各站如大圍、大埔墟，均不乏爭執，畫面可見爭執者其中一方多為年紀較大的市民。其中一名受訪者所言的「我明白你哋嘅訴求，但唔係噉樣爭取囉」正正代表著香港的返工文化——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但不願意付出，不願意為之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穩定生活。港人尚可接受一日的罷工，但接下來10月開始的「三罷」一週已不成功。有學者指原因在於香港的法例不保障政治性罷工，故僱員或要負上被辭退的風險，港人至此依然謹守「返工文化」。於11月，科大學生周梓樂逝世、十六歲少女稱被警方輪姦成孕、西灣河交通警向抗爭者開槍，民怨固然沸騰，激發了「黎明行動」中堵路、阻礙港鐵行駛等不合作運動，希望令港人響應罷工。但即使交通工具停駛、部份隧道及道路封閉、港人「被罷工」，不少港人依然選擇提早出門、多花時間通勤，港鐵安排的接駁巴士依然大排長龍，市面依然正常。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指出，約三成受訪者表示不接受不合作運動，四十至四十九歲的受訪者佔了「不接受」回應的三成半，五十至五十九歲則佔三成。

所以到底有變過嗎？實情為，返工文化是因為多了批「不熱愛返工」但熱愛香港的年輕人才有所淡化。年輕人對社會的「返工文化」衝擊尤大，卻仍難以完全動搖上一輩人根深蒂固的「搵食」信念。比較2014年及2019年的政治參與度，中年及老年人的參與度雖有所上升，但其政治承擔不大，反之，運動的參加者卻愈來愈年輕，其承擔的亦愈來愈沉重。固然，「年輕」與「老年」的二元對立解釋不了全部現象，畢竟千禧一代亦不乏政治冷感者、「唔好阻我返intern」者。但「返工文化」依然滲透於多代港人的習慣中，新的價值如「吃喝玩樂至上」也正在醞釀。所以香港人真的有轉變過嗎？

2021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出現移民潮。香港電台的節目《想點》及《鏗鏘集》均有訪問移民者。移民者離港的說法多為「覺得香港冇希望」、「想住得好啲」、「家不成家」。換言之，移民原因大多為：一、認為社會氛圍晦暗、希望擺脫痛苦；二、希望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予下一代，遠離洗腦教育；三、希望自己得以享受自由、民主或其他更好的生活條件。雖然選擇自願離開香港，但移民者亦有指出自己希望香港變得更好。筆者欲問，這種「想香港變得好，但不願意付出太多」、「生活至上」的價值，會否與返工文化的「想自由，但不願意付出」有異曲同工之處？以前的人說要追求自由，同時卻說「唔好阻我返工」，這樣又如何追求呢？熱愛香港，但選擇避開重建，到底何謂熱愛呢？

｜結語

香港的「搵食」特性造就了這可悲的文化，對多代港人的思潮、行為影響深遠。下次當你還在「返工」與理想之間作掙扎時，可多留意內心對返工的渴望從何而來，其會否是文化的產物。而1989年上街的你，2003年上街的你，今天去了哪兒呢？是否已經被經濟利益、穩定的生活腐化？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已不需在「經濟安穩」與「自由民主」之間取捨，因為在一國一制下，更多的抉擇是在於「自己實在的未來」與「理想」。重視安穩生活有錯嗎？一班年輕人已毅然前來，言行合一地告訴你如何不苟活。若果你依然自稱熱愛香港、熱愛自由，請實踐你的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