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璇

文化是一個廣義又帶點含糊的「術語」，我們常掛嘴邊卻難以為其劃下清晰的定義。文化可以是宗教、價值、藝術、符號，亦可以是禮儀，那麼我們在談論文化時到底在談論些甚麼？羅拔．胡夫勞（Robert Wuthnow）曾以「社會生活的本身」形容文化，指文化可被視為社會中交流及象徵性表達（symbolic-expressive）的行為。群體的獨特生活形態、成員間的交集塑造了文化，但同時文化亦影響著群體的生活形態，二者互相影響又密不可分的特性正是難為「文化」或稱「我們的文化」下一個硬性定義的原因。若談論文化時抽離生活，即便有再多的理論、論據支持，最終也只會淪為象牙塔內又一可笑的產物。在談論文化時，我們談論的是生活，是社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身。

｜可變的社會 可變的文化

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面對不同的生活環境，文化是可變的。現時的主流文化往往經歷了極長時間的演變方構成，此為正常情況下文化的變化，諸如香港獨特於廣東地區的廣東話語言體系亦是歷多年演化而成。另一方面，社會運動卻會為此規律的社會活動（social action）帶來不可預視甚至革命性的改變。因主流文化得到群體內成員的廣泛認同及分享，其成為我們生活中默認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就如於扶手電梯上，我們會暗罵那些只站在左邊不動的人，即使沒明文規定，其仍為群體內會共同遵守的規範。而社會運動正是針對這些「不明文規定」的反抗，當社會中的主流文化與一部份成員所認同的價值不符時，社會便會出現裂縫，而社會運動正是希望藉不同的行動帶來改變以填補這些社會活動的裂縫。無論社會運動成功與否，其仍然對群體內的人和事物有著極大的影響，並在此影響下於社會中構成一種「新文化」。當裂縫難以再被填補時，甚至會構成一個「新群體」、「新身份」，而該「新群體」發展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時便會要求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群體。位於西班牙及法國邊境的加泰隆尼亞，雖由中世紀開始成西班牙的領土，但因長時間受西、法兩國的影響，構成了加泰隆尼亞不同於西班牙又不同於法國的獨特文化。行走在加泰隆尼亞的街道上，路人說的加泰語，建築物的獨特風格，獨有的節慶活動，便已感受到加泰人與與西班牙和法國人生活方式的不同。

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曾指「文化本是平常事」（culture is ordinary）。文化並非只能於一些華麗的演奏會、高雅的展覽廳方可感受得到，平常如早上對母親說的一句早晨、我們的一舉手一投足，處處均體現著我們的文化。我們活在文化中，文化亦活在我們中。文化的構成源於社會，因而當社會出現變化，文化亦會有著一定的改變。

｜社會運動對文化的影響

社會運動作為社會活動的一部份，同樣與文化有著模糊而又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運動既源自文化，同時往往亦為文化改變的基本根源。

文化對於社會運動來說，可為燃料，亦可為限制。當我們的生活形態與社會上的主流文化出現矛盾時，我們便會開始反思自身與社會上主流文化的關係，並對於所謂的「主流」意識出現疑義化（problematization），而社會運動正是我們回應這些矛盾的方法之一。運動可為較傳統的街頭抗爭，亦可為各種反文化活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如塗鴉、龐克（punk）。行動者藉不同的方法提出「有關意義的反思」（question of meaning），帶來一些不同於主流的符號、價值觀、語言和框架。另一方面，文化同時亦主宰運動的合法性，筆者在此所指的非為法律上的合法性，而為社會上的合法性。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和理非」甚至「和理非非」為主流，故當時運動參與者常掛嘴邊的是「邊個衝邊個就係鬼」，較激進的行為則未能得到群體所給予的合法性和支持，於2016年同為抗爭陣營的泛民主派甚至想盡辦法與本土派劃清界線。及至2019年的抗爭運動，「和理非」不再為群體的主流價值觀，而當年被視為「不理性」、「不文明」的行為被群體所認可，因而得到合法性並成為主流認同的抗爭方法。文化影響著社會運動的合法性，合法性影響著運動的動員力，動員力影響著運動的成敗。

社會運動對於文化而言則為一個非常態的改變力量。如上文所言，於「正常情況」下，文化的改變是緩慢的，是因時代的改變而慢慢地在固有的文化根基上演變。然而，社會運動的動態特性則衝擊著固有的主流文化。個人、團體或組織透過社會運動挑戰及提問主流文化，其隨之被重新建構。

｜由下而上的文化

將社會運動視之為文化改變甚至建構的方法之一，隨之而來的是文化真與假的問題。文化由人而生，但文化的構成不應由某部份人掌握、控制。所謂「假文化」意指為，某部份人為謀求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建立的「文化」。在此之下，文化成為了意識形態輸出及獲取政治籌碼的工具。當然如此強大的政治工具不會被各路的政治人才所忽視，如清政府入主中原後首要的工作為消滅漢人文化及其身分認同，法蘭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掌握西班牙政權後，禁止國人說方言、強迫國人遷離家園及與西班牙內不同種族的人通婚，毛澤東為保障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因而發起文革——如此種種以文化作政治工具的例子於歷史上屢見不鮮。「假文化」是由上而下對大眾生活形態的影響所構成的。文化的重構本應自然地因不同的時代背景、歷史因素，從群眾而生、由下而上的改變。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反孔非儒」的反傳統、魯迅的《狂人日記》之所以從不被視為對中華文化的破壞，是因其非由外力加諸於群眾所生的文化，其為群眾因對傳統文化不滿而自然出現改革文化的要求。相反地，文革時同樣高舉反傳統的「批林批孔」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中的不同在於文革是由政權從上而下對群眾的要求，有目的地改變文化，由此便可見文化真假的分別。

及至今天的香港，常有人指香港文化自2019年一連串的抗爭運動後變得不再是真的香港文化，又有人稱抗爭活動破壞香港文化，如歌手因政治立場的不同，即使其曾經的作品為香港文化的一部份，但也不被承認。無可否認，今天香港文化面對的難題的確增加，然而由此斷言香港現時的文化非為真實的香港文化並不合理。香港於抗爭運動後所形成的文化，不論是社會氣氛抑或是香港人的生活形態，均是因我們共同經歷的社會運動而生，即使其對於文化有突然及巨大的改變，但以「抗爭陣營製造的假文化」形容抗爭形成的文化並不正確。

｜文化的紀錄：抗爭符號

符號是具體地展現「集體意識」的方式。社會運動的構成源自於一個集體認同的價值，但其往往過份抽象，既難以於群體內引起共鳴，連結行動者，亦難以吸引新的支持者，而社會運動中產出的各種文化符號便為一可具體展現價值觀的方法。1916年於都柏林的愛爾蘭獨立運動中參與運動的青年便是透過詩詞傳遞其對於愛爾蘭獨立的理想和想像。事實上不只愛爾蘭，許多的運動均以不同的符號，諸如詩、文學、歌曲、畫作等，作意念的傳播、想像的構建。此於不同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尤其明顯，不同以本地語言所作的歌曲、以本地文字所著的書、以本地文化為主的電影，例如在魁北克獨立運動中波林．儒利安（Pauline Julien）、費利克斯·萊克勒奇（Félix Leclerc）等歌手以歌曲展現對魁北克獨立的支持，同時向魁北克的人民傳遞獨立的意識。又如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和美國六十年代一連串的反文化運動中，各種文化符號湧現，關於該運動的音樂、書籍、海報、前衛藝術等亦由此而生。即使這些符號並非以宣傳政治意識為本意，但無可否認的是此類抗爭符號為社會上一直以來的主流文化帶來了極大的衝擊，且成為了社會運動中動員的方法。

抗爭符號作為一種文化紀錄，更會影響著他人對社會運動的解讀。湯姆森．約翰（J. B. Thompson）提出了權力的四種形態：武力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符號權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往往缺乏武力、經濟和政治的權力，而文化符號作為非參與者了解運動理念的途徑，成了運動最有效贏得輿論，擴展群體並提升群體動員力的方法。同時，因其可引起群體內的共鳴，其亦成了鞏固群體內部不可缺少之物，如雨傘時的《話你戇鳩怕你嬲》及運動最後一夜的「We will be back」、大埔的連儂隧道、《願榮光歸香港》等符號成為了社會運動參與者手中最大的權力。自然地，運動的反對者亦會以同樣的方式發起「符號的戰爭」（the battle of symbolic encoding）以抗衡社會運動中的文化符號，以不同的媒介，諸如何君堯的《國護君安》和《願平安歸香港》、梁美芬的《點解要攬炒》等一連串政府的政治宣傳廣告，將抗爭一方塑造成社會的破壞者，並將不合理的政治改革說成為美好未來的奮鬥。

｜香港的抗爭文化

香港以往的社會運動與今天的運動最大的分別在於對香港文化的追求。即使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為香港主權移交後的首個大規模社會運動，但於運動之中我們亦未見有如今日的社運般，對香港本土文化的推崇。如此一來，香港文化是如何走到今天？如何於近數年的社運中興起？

香港人的身份
對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如何出現，相信前人討論已完備，因而筆者亦無意在此就同樣議題花上更多的筆墨。然而，論及香港的抗爭文化，香港人身份的建構為一不可避免會觸及的範疇，因而於此，筆者希望更著重於身分認同的轉變如何影響香港文化的建構。以往的大型社會運動，諸如七一遊行、六四紀念活動、保釣行動、中文運動等的參與者仍未有強烈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許多的運動均是以「中國人」的身分發起，因此人們對香港文化的理解是建立於中華意識之上。換言之，香港文化不過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下的一個小分支。2012年D&G事件後，中港矛盾加劇，大眾逐漸意識到我們與「他者」的分別，促成了香港人身份的建構，我們開始以香港作為一個文化本體的視角去理解香港文化。雖然如此，對於部份香港人來說，即使感覺到自己與中國人有不同之處，但仍未能說服自己並自稱為香港人。及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香港人對於自己身分的問題方得到回答，而日後不同的社會運動中，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更是不斷地提升，甚至成了年輕一代的主流。隨確立身分而來的是我們對於群體的想像，我們開始強調香港獨特的語言、音樂及生活方式，進一步的加強我們自身作為一個文化體系的獨特性。

打工仔式抗爭
社會運動顛覆了我們對於一些事物固有的想像及理解。中午，陽光正猛，「OL」提著手袋，戴上泳鏡，身穿西裝，一手夾著公事包，一手提著傘，這是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以往，中環作為香港金融活動最為繁忙的地方，我們對於中環的想像是冷漠的，是以金錢至上的。但就在2019年的中環「和你Lunch」行動中，我們一直對於中環或中環上班族的想像被打破，並重新建構。香港社會上一直瀰漫著「金錢至上」的文化，返工掙錢彷彿成為了我們生而為人的目標，工作構建了我們的生活，任何少少的動搖均會破壞我們一直依賴著的生活常態。另一方面，社會運動的出現為一眾打工仔帶來衝擊和矛盾。心中對於打破生活常態的恐懼，混合對公義的追求，催生了如此神奇的正常生活與抗爭共存的社會運動形態，或稱抗爭文化。

｜以文化連結的香港人 以「香港」連結的香港人

各地的民主化運動告訴我們，抗爭非一日之事，動輒都會花上三、四十年，許多甚至至今仍未成功，由此如何將群體的認同傳承下去成了其中一項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的確，痛苦連結了我們這一代人，令我們成為香港人群體內的一員，但痛苦是無法傳承的，這些苦痛只有共同經歷的我們方能明白。即使以後對自己的後代每天念著「當年」的故事，即使以後於歷史課本中，教導了學生「當年」的苦痛歷史，正如我們今天讀二戰、盧旺達大屠殺等的歷史慘劇時，我們會對於事件產生憤怒和悲傷，但此情感並非源自於我們與受害者的身份認同連結，只源於我們作為人所擁有的惻隱之心。我們同情、為受害者感到不公，並憤怒於加害者的人性泯滅。此情感只為幫助我們了解一段歷史，卻難以構成文化，或助群體傳承。群體的連結其中一項重點便為共同經歷，若單以痛苦連結香港人，便會忽視了共同經歷的重要性，敞若我們沒有一同經歷反國教、雨傘、鳩嗚團、魚蛋革命、2019年到2020年間的種種抗爭運動，大概你永遠不會看筆者的文章，筆者亦大概在寫甚麼甚麼的流行愛情小說，沒有共同經歷又何來今天的「我們」。唯有文化，其無時間限制亦無地域限制，方可更容易地以不同的方式將他人連結，令他們亦可與我們有名為文化的共同經歷，將香港人的群體意識傳承下去。

香港人群體不應只以痛苦作連結，連結我們的應為對香港文化的自豪和熱愛。我們對香港的連結始於這片土地，即便再多的人口裏說著香港人要海外建國，但亦難以改變此事實，若失去了這地，我們的文化亦無可避免地流失。試問你要如何在多倫多的地鐵上因車廂內位置不足，而被擠不上車的阿叔問候老母？試問你要如何在美國的餐廳內感受香港茶記伙記的「放縱不羈」？試問你要如何在澳洲的街道上感受那專屬於香港的氣味、聲音和味道？香港是我們不可輸掉的一塊土地，這裏是香港文化的本，是香港人的根。今天，許多人因不同的考量離開了香港，此乃個人的選擇，筆者亦無意在此對他人的人生指指點點，但筆者仍希望提醒選擇離開的人，若然離開後你的選擇是繼續以香港人的身分生活，希望你仍對香港文化保有一絲的自豪和熱愛，在異國生活時仍能偶爾記起香港的生活，記起我們的語言，記起我們的文化。即使此非上策，但仍可謂「留一口氣」的辦法。

香港人因共同經歷的痛苦走到了一起，今天許多人要離開，我們亦開始意識到要成功建立我們理想中的香港並非朝夕之事，或許我們這一代也未必能成功。那麼，為了讓香港人的意識得以流傳下去，為了香港的千秋萬代，我們必須擺脫以痛苦作唯一連結的群體意識，以文化構建我們對未來香港的想像，以文化連結不同時代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