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中午，當時19歲的張銳輝與另一位同學出席於香港大學黃克競平台舉行的六四集會後，一行人便到深水埗購買黑布，「六四之後大家都好悲憤，想做啲嘢，寫條banner（橫幅）表達吓睇法」。那是一個星期日，布街就只有一間布料店開門，他們對老闆說要一塊黑布「寫嘢」。老闆見是一群大學生，「都明係要嚟做咩」，便於舖中找出了一整卷黑布送給他們。憶起三十三年前的往事，張笑言太古橋完全是一個「偶然」。他們本來只想寫一條短橫額掛於太古堂內，但在布料店老闆贈他們一整卷黑布後，才有了寫一條長直幡掛在舍堂外牆的念頭。

｜大學

張銳輝1988年入讀港大，就讀社會科學學院。對他而言，當時的港大充滿生命力。「身邊嘅人都好叻，有好多唔同嘅諗法，會交流。噉當然都有好多時候係一齊玩，喺hall唔去上堂啦！係一班好有活力嘅年輕人。」大學令一群充滿活力的年輕人走到一起，思想互相碰撞，「自然就會有好多火花」。張憶述，當年於太古堂的時事委員會中，堂友經常會討論香港及中國不同的政治及社會議題。1988年的香港正處於97年主權移交的過渡期，面對社會極大的轉變，張常與堂友聚在一起，討論香港民主化過程等議題。同時，中國因1986至87年間八六學潮［1］而牽起的一連串學生運動，同為大學生的他們十分關注事件。翌年，因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學運更將香港大學生對中國社會的關注推至高峰。張指學術氛圍是構成大學生命力的重要一環。「喺大學你真係會開咗唔少眼界，你會接觸到好多中學冇嘅科目，尤其係我讀Soc Sci（社會科學），會學識分析社會、理解世界嘅思考方法」。大學的這份生命力令他對於自己正身處的社會及其將來，多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對中學時期一直以學業為重的張來說，大學是他成長的轉捩點，亦是張積極參與學運、社運的起點。

當白油穿透黑布意外落在橋上時，張曾考慮抹除字句，「但嗰陣又冇cctv，佢唔知我哋係邊個，咪由得佢。」事後，校方並無追究學生，亦沒有即時洗去字跡。1996年7月28日，校方以標語對港大物業造成永久性傷害、「六四事件已過去，學生應放眼未來」等原因，委派工程公司擦走標語。面對校方警告，學生堅持重寫。數月後，學生會為此舉行討論會，並邀請時任校長鄭耀宗到場，與時任學生會會長王振星一同向學生交代事件。會上，鄭表示校方從未承諾「容許學生嚟到寫啲嘢喺學生嘅文物上面」，後改稱大學的財物屬於政府，而自己亦只是根據規則辦事。鄭又否認校方「唔想同學紀念呢啲事情」，強調同學應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法表達意見，而大學需保持政治中立。有同學質疑校方因校外壓力才以法理作幌子擦去標語。另有學生指校方的舉動和1997年主權移交有關，若然否認只是在「自欺欺人」。鄭回應稱，假如學生相信校方決定皆和政治有關，就「太過低估你哋嘅校長」，並指自己「對政治呢樣嘢冇乜興趣」［2］。兩年後，鄭對學生重寫標語一事表示遺憾，但仍強調校方不會將其擦去。據張所述，往後多年以來，建築工人亦曾在維修太古橋期間擦去字句，但事後他們均有補上。「講真，啲字一早就已經唔係一開始我哋留低嗰啲字跡，只係佢嘅精神仍然都係傳承咗落去。」

校方和學生的政治參與並非一直都是敵對的。1989年的考試期間（exam period），校方考慮到不少大學生或因參與5月28日「百萬人大遊行」影響考試準備，決定順延翌日的考試至6月5日。張指，此舉「可見大學對學生運動嘅默許，甚至係支持」，而時任校長及多名教授亦有出席校內有關六四的集會。

談及理想的大學的藍圖時，張笑言若要有系統地詳述「都要溫吓書嘅」。「老土啲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就係一個求取、深入研究學問嘅地方。」若要孕育出新知識，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及大學的「獨立自主性」則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大學需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大學內，對知識的探求從來都不應被規限，學生的「知性、情感發展」亦如是。對張而言，理想的大學也應當凝聚不同的人，使他們彼此之間得以建立關係，「發展一個健康嘅人際網絡」。

可惜在張眼中，現時的大學與其理想相距甚遠。「講真，今時今日嘅大學都係一個非常態，而家嘅大學喺政治鬥爭嘅過程當中變緊質，多咗好多壓迫同規範。」大學作為凝聚不同人的空間，亦正面臨打壓，打壓的原因不外乎想使人「成為孤島，方便管治」。在這些壓迫和規範下，理想的大學是甚麼模樣的呢？而那個模樣又是否全然沒有實現空間？

｜香港學運已死？ 

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承載著火紅年代學運前輩的期望。他們希望大學生能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八十年代開始，大學生頻繁缺席不同的社會運動，於香港政制發展中的參與度亦日益下降。不少研究學運的學者、火紅年代的學運領袖撰文批評當時大學生不思進取，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令香港學運步向沉寂，香港進入「學運已死的年代」。

張銳輝認為火紅年代的「傳說」只是在社會精英主導論述及後人的神化下出現。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學生人數不多，大部份大學生畢業後都會成為社會上的「精英」，他們自然主導了社會上的主流論述，並營造了八十年代開始「學運已死」的論調。「實質去講，火紅年代嘅時候香港得兩間大學，大學生嘅人數好少，所以關心社會嘅大學生比例好似佔咗好多噉。而家，其實只係入大學嘅人多咗，其實參與人數係咪真係少咗呢？」張聳聳肩道：「關注時事從來都唔係主流。」「我睇返2019或者2014年，年輕人對社會帶來嘅衝擊都更加深遠⋯⋯其實到今時今日香港大學生對於八九民運都仲有所回應，似乎都唔係咁負面。」

直至2019年初，部份研究學運的學者仍然認為香港正處於「學運已死的年代」，而大學生更是「一代比一代不濟」。他們同時提出學運死亡的過程中，會出現「偶然的迴光反照」：1989年六四事件引發的香港學運、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9年，始於反送中運動的一連串社會運動令香港學運擺脫了四十年來，來自學者們的「已死」標籤。

今天，香港學運沉寂下來，不少學生組織及大學學生會宣佈解散，香港是否再次步入「學運已死的年代」呢？「我諗呢個唔只係大學生組織嘅問題，而係香港整個公民社會已經俾人揼散晒。冇錯，而家嘅香港係有史以嚟最惡劣嘅年代。但我相信，大學係其中一個一息尚存嘅地方⋯⋯而家喺有限嘅環境下，要盡做，本著原則，繼續搵地方發揮。」「大學唔係大學官僚擁有嘅。大學係學者嘅，係學生嘅。大學應該係共治，唔係統治，否則大學唔會再係一個有活力嘅地方。」張認為學生會考慮到目前的政治風險，作出部份妥協是無可避免的，然而學生會的關鍵在於保障學生權益。「做福利唔係淨係喺Co-op（學生會合作社）賣嘢」，在校政上維護學生權益及提升學生的參與程度亦為學生會「做福利」的一部份。

近年，港大學生的校政參與度低微。去年11月舉辦的校委會本科生代表選舉的投票率不足6%。對此，張表示，中國學生有較高動員力，故若本地學生不積極參與校政，學生代表的角色很有可能會被中國學生壟斷。惟張表示，「唔知而家可唔可以用噉嘅原因去動員學生投票」。即使學生代表多年來難以票數推翻不同委員會中的決策，但張認為學生代表至少能讓同學提早得知校方政策，方便同學接收資訊。「坐入建制唔等於接受建制，學生代表從來都唔喺投票度發揮影響。」而學生代表或有機會游說同情學生的校方代表，或起碼知道校方高層的立場如何分佈。「或者未必要正面碰撞，但喺校內或者其他唔同位置上，只要原則仲喺度、堅持仲喺度，其實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

在九十年代，撰稿人安娜琪曾多次於《星島日報》撰文批評「香港學運已死」的論述，指「可見的（visible）街頭抗爭減少了，這是事實；院校學生會缺莊率上升，這也是事實，但這兩個現象就等於學運沉寂了嗎？」安批評昔日的學運領袖將學運困囿於「震撼性事件」，指八、九十年代的學運實是在「新社會運動」下，轉為「非層級化和非建制化」的模式，學生各自在不同領域發起運動。文末安再次批評道：「當既有模式卡於瓶頸，我們的『領袖』還一味指摘同學自私冷漠，而不自我反省、尋索出路時；當我們的『領袖』高姿態地在傳媒宣稱『學運沉寂』、建構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道德形象時，我們的運動怎可能不『沉寂』下去？」八、九十年代，街頭抗爭、傳統學運模式不再有效時，當代大學生的回應是分散地、非建制化地以不同的形式，於不同層面尋求出路。今天的學運面對的不只是既有模式的「瓶頸」，更有來自外部的壓迫、恐懼與無力。我們將以哪種形式回應這時代中再次步入「死亡」的學運？

｜意義

1989年6月4日晚上，因太古堂內沒有足夠的位置放置整塊布條，張銳輝和數名堂友「夾手夾腳」拿著布料店老闆送的黑布，提著幾罐白油，「靜靜雞攤喺出面太古橋嗰度寫」。張笑言，「我哋都好驚會過底㗎！所以下面鋪晒紙皮、報紙，但點知最後寫完都係過咗底⋯⋯其實有諗過洗咗橋上面嘅字跡佢」但最後因洗刷工程太麻煩，而他們又打定算盤認為校方查不出是誰造成的，便遺下了橋上的字跡。黑布翌日早上便被掛在太古堂的外牆上，只掛了半天，便被風吹爛。而橋上的字跡則在學生們一年年的重髹下續漸變厚。

橋上標語「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的痕跡保存至2022年3月4日。校方當日以英泥遮蓋標語，翌日於橋上放置花槽。太古橋上再無標語痕跡。

「只係一句好粗糙嘅句子，一啲都唔工整，平仄又冇，兩句又唔對。都只係心情嘅表達，表達緊我哋當時嘅憤慨。但慢慢噉，呢句咁粗糙嘅句子喺歷史傳承之下，又慢慢噉附上咗一層意義。」對張而言，太古橋標語的意義不只侷限於他和太古堂。三十多年來，一層層的油漆更是香港大學以至整個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標語所承載的是一個「香港人對中國民運全民認同」的故事和傳承。甚至，即使今天標語被抺去，亦只是「故事嘅一部份」，而非意味著故事的終結。

「當實物唔再存在，正正反映住大學嘅淪落。呢個時候，又返返去好老生常談『點樣對抗遺忘』嘅議題。要點樣去傳承歷史、唔好忘記係重要嘅，係我哋要去思考嘅嘢。」國殤之柱和太古橋的標語是一代大學生參與社會發展的紀錄，一代人的情感、觀點的​​紀錄。當實物不再存在，被換上了卵石形座位、木地板、花圃，承載著上一代港大學生對社會的回應的痕跡逐一消逝，當代的我們會如何回應？又正如何回應呢？

六四事件過後，「尤其好多深入參與支持北京學運嘅人，俾佢哋感動到，對北京學生嘅相互認同感好大。」張嘆指，回顧整場運動，他們這代人多少對當時的中國學生仍存歉疚，會反覆思考，若然重來，他們可以多做些甚麼？「六四令我哋呢一代覺得未來嘅人生唔係淨係賺錢，多多少少都會有啲理想、抱負。」張身邊許多當年於運動中結識的朋友，受到六四影響，最後選擇了學術研究或成為記者。而他自己亦因而放棄商業性質的工作，從事教育行業，希望做一份「對人嘅工作」。儘管最後大部份人仍然在社會上過著營營役役的生活，但張認為他們這一代經歷過六四的人面對社會事件時，起碼會閃過一刻「覺得自己要做返個人」的想法。張無奈道，當然不少人會選擇忘記，「但我嘅選擇就係做返個人。」

訪問最後，張被問及想對港大學生說的話時，他聳聳肩說道，「其實冇啊！當然喺香港今日嘅環境，如果你係一個關心社會、會思考公義嘅人，的確係唔容易嘅。但點都好，要堅持自己嘅信念，喺自己能力範圍內盡量去做，做好自己嘅本分，唔好輕易噉妥協。要堅持去做一個能夠獨立思考，亦可以獨立行動嘅人。」

註［1］：1986年12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大學等大學約四千名學生，因不滿政府干涉人大代表選舉，而於合肥發起遊行，要求中國政府​​進行民主選舉。及後，示威風潮蔓延全中國，大批大學生連日舉行集會及遊行，要求中國進行民主改革，立法確保新聞自由及示威和遊行的自由。八六學潮後，隨趙紫陽成為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政府對於新聞及言論的箝制逐漸縮減。

註［2］：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影片 https://youtu.be/IsTSWsA8b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