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無望，香港無望，自己也沒有希望。」──重返佔遮現場
文/ 區樂融 李曉婷 羅銳潛 周志輝
【學苑專訊】「『反佔中』簽名行動『水分』甚高，但吸引了不少老弱婦孺簽名，除了因為『蛇齋餅糉』，也因為他們（「反佔中」大聯盟）成功說服老弱婦孺『年輕人正在搞破壞，擾亂香港秩序』。」受訪者之一廖錦雯感慨地說。誠然，頗多香港人對佔中一知半解，認為公民抗命等於犯法及破壞秩序。但為何不少香港人，包括屬於精英的大學生，要用「違法」的方式抗爭？本刊專訪四位參與佔領遮打道或與之相關的港大同學──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利銘澤堂宿生會主席廖志誠、文學院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馮敬恩及學苑文藝編輯廖錦雯，了解他們參與公民抗命的信念，以及置身其中的所思所想。
周永康
文學院四年級（雙主修比較文學及社會學）
現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
「想改變這個混濁的世界。」周永康六月上旬在《852郵報》的專訪中這樣解釋自己的滿腔熱誠。大學一年級時周永康曾任學苑副總編輯，一嘗大專傳媒的滋味，在紅色勢力滲透學生會時發揮重要監察作用。同年青年文學獎協會莊期亦使他察覺這個時代不可以只得魯迅發微言大義，也要有孫中山才能濟世。周卸任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後，毅然留在學聯，擔當秘書長之重任。
七二佔遮又名預演佔中，學聯一貫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作風，旨在「揭開公民抗命的序幕」。周永康稱，預演佔中希望顛覆公眾恐懼公民抗命的心態。「佔中三子把公民抗命神秘化，建制派把公民抗命妖魔化⋯⋯只有學界（願意預演佔中）⋯⋯這樣實在不是社會運動的健康發展。」
周永康父母長期不在港，家庭負擔是否比一般人輕？周回答，這是很自然的事，舉例指美國60年代的平權運動同樣依賴中產學生，他們不用償還學債，不用打工，故負擔較輕。被問到曾否因個人前途問題而動搖參與決心，周指每個參與公民抗命的人，都必須反覆思考；除非已經「上岸」，否則留案底必然影響見工、到外國讀書、申請VISA（簽證）⋯⋯記者續問，學聯如何讓抗命者理解公民抗命的後果？周認為，大學生本身了解公民抗命，所以解說較易。他又指，參加者不應預設警方「未必搞你」，此想法違背公民抗命的理念。自六月東北撥款公民抗命的討論已開始醞釀，周引述不少參加者的最終想法：「政改無望，香港無望，自己也沒有希望」，所以踏上公民抗命之路。
七二佔遮，學聯成員包括周永康被捕。周認為，警方當日確實濫用武力，違背市民對警察保障集會自由的期望。周續指，黃竹坑警校的安排不合理，被捕者不獲食水供應四至六小時。當日正午十二時，周及民陣召集人楊政賢等四人要求馬上放人，因四人已完成刑事拘留的程序，惟仍待律師交涉方得釋放。周留意到警員特別點名楊政賢及透露釋放時有次序，懷疑當中有鑑定主謀的程序。
學聯現時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究竟學聯的抗爭路線趨向本土，還是依舊大中華？周駁斥這種「二分法」，質疑此問題對學生運動發展有何益處。周不認同各大學生會有不同意識形態會導致學聯行動變為行動主導，且堅持學聯任何行動均為理念主導的。
學聯要組織學生參與行動，然而大專生感到訊息混亂，與學聯距離甚遠。學聯與學生溝通是否奏效？周永康指，溝通和宣傳主要靠各大學生會，但始終未必能改變不問世事的大學生。然而，各大學生會未來仍將積極遊說觀望的中間派。再問學聯未來會恪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則，抑或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周再次斥責這種「二分法」，認為兩者不對立，「如果佔領遮打道都不算『激烈』，什麼才是『激烈的行動』呢？」
廖志誠
內外全科醫學士三年級
上年度及本年度利銘澤堂宿生會主席，現兼任署理外務副會長一職
問：佔領乃違法行為，你曾否因此動搖參與決心？
答：其實我也害怕，因之前已「吹好多風」——被捕後會通宵上法院、立即落案起訴等。早在參與6月6日、13日反東北集會時已經有對達成政治目的而留案底的掙扎和反思。……之前主動了解學聯的想法，認同佔中的時間表太遲，需要一個類似預演的東西告訴公眾，不暴力的公民抗命是可行的，不會被人滲透成為暴力行為。如果沒有了解其目的的人參與其中，運動就會失敗，故希望盡自己的一份力，參與其中，希望達到是次運動的最終目的。
問：大學生參與社運時的顧慮通常是父母、身邊人的壓力及前途問題。家人知情嗎？
答：他們並不知情。被捕後前往黃竹坑途中父親打電話來，但有傳警察會檢查電話和通話紀錄，故沒有接聽就拔去電池，直到被釋放後才致電家人。父母知道我沒有留案底鬆一口氣，但他們事後都質問我是否準備好，想清楚沒有，可能會有很大後果，又擔心我被人煽動。
至於前途方面，畢業後有很長的路要走⋯⋯據我觀察，醫科生不太問世事，即使學生會投票都會避之則吉。或者因為醫科生出路明顯，所以無須關心太多社會走向⋯⋯我知道如果留有案底，或不獲政府聘請當公立醫院醫生，整條路便會崎嶇很多。事後一名醫科朋友轉寄了一篇文章給我，現在威爾斯醫院有一名醫生，因當年幫助油麻地艇戶爭取上岸而留有案底。結果他被政府拒絕了兩次，不能在政府醫院工作，要到社區服務中心，幫低下階層做保健工作。所以後來覺得參與是次行動的確要承擔風險，而且還不太了解留有案底對當醫生的實際影響。然而我深信，只要有學位，一定有出路。
問：舍堂人會否覺得「時事與我無關」？
答：以前大學生會覺得自己與別不同，以前MO能挫大學生銳氣，我可以說，現在的大學生連銳氣也沒有，不再是天之驕子。以前舍堂沒有網絡，交通亦不太方便，大家會一起討論時事，相反現在較少這樣的聚眾機會⋯⋯大學短短幾年，我希望可以留低一些東西，令大學更具意義，亦令舍堂更具意義。有人視舍堂為中學學社的放大版，我是不認同的，「Hall education」應為舍堂教育——舍堂沒有limit（限制）大家，也沒有promote（宣傳）大家要關心社會⋯⋯因定位問題，不同舍堂在社會事務上的動員力未成熟，暫時無法應用inter-hall（舍際比賽）的動員力；但以我的舍堂為例，宿生關心社會程度高了，舍堂逐漸走向社會路線⋯⋯我一直認為，若對自己立場負責任，應將個人的想法傳揚開去。
馮敬恩
文學院二年級（雙主修中國語言文學及政治與公共行政）
現為文學院學生會外務副主席
問：公民抗命乃違法行為，你是否因此動搖參與決心？
答：（七二）當日掙扎應否參與時有考慮不少因素，包括違法問題……加上身為文學院迎新事務委員會主席，擔心一旦被檢控，會影響迎新工作。另一方面亦考慮到家庭因素，媽媽一直不想我參與社運，因為改變不了「我係我呀媽個仔」的事實，所以沒參與七二公民抗命。
問：文學院同學的心態如何？
答：文學院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不太積極。文學院學生就業前景較專科學生模糊，所以他們更熱衷爭取實習機會和學業成績，增加個人職場競爭力。而香港大學紀律委員會規定：學生一旦觸犯法例，校方最高懲罰是開除同學出校。港大學生花了不少心力時間考入港大，他們不願因參與社運而喪失前途。
問：一旦罷課……？
答：一旦學聯組織罷課，因為成本較小，我一定參與。但罷課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只學生，整個社會都應抗爭，例如教授「罷教」⋯⋯關鍵在於讓市民明白「罷課」與「走堂」不同，「罷課」不是荒廢學業，而是同學和教師改變授課地點和內容。
問：如何看待法治與公民抗命的關係？
答：法治的重要性是作為「保護者」，即使所有人都想我馮敬恩死，法律都會保障我的生存權利……當法律「保護者」不能發揮，公民抗命便是力抗強權的「最後手段」。公民抗命只是一個手段，價值在於群眾對共同價值的追求。公民抗命不是革命，不是為了推翻政權，而是希望感召其他香港人，甚至國際社會，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加輿論壓力……不少反佔中人士只功利地將目光聚焦在佔中的成本，他們忽視了真普選為香港人的得益。
問：香港人應勇武抗爭，還是和理非非？
答：「勇武抗爭」是終極手段，甚至當公民抗命都無效時。一旦香港人要付諸「勇武抗爭」，香港已經危在旦夕。在「勇武抗爭」和「和理非非」之間爭論，不同人有不同抗爭的方向，正如政治光譜之闊，未必破壞社會運動的發展。我認為「和理非非」不會永遠適用，要因情況而定；社會運動需要高潮，每個人對何時為高潮都意見不一。反而所謂「同路人」是否有真正的共同目標，抑或黨派之間各懷鬼胎才是關鍵……只要大家朝向共同目標，即使手段不一，整體上都是對社會運動有利的……上世紀美國黑人的公民抗命，因一名黑人不讓座給白人而入獄開始，感召更多人，最終取得勝利。公民抗命是一個漫長的抗爭，「階段性勝利」只是自我安慰的說話。
廖錦雯
文學院二年級（雙主修中國語言文學及社會學）
現為本刊文藝編輯
問：你為何出現在佔遮行動？
答：我看到中央對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侵蝕越來越赤裸、張狂。由年初傳媒受打壓，到新界東北，擔心香港越來越差。本身對政府失去信心，但直至白皮書重申特首、法官要愛國愛港，然後審議新界東北議案時吳亮星赤裸裸地運用議會暴力，而我身在立法會外卻無能為力，那一刻醒覺：不能靠體制內的方法或泛民向政府施壓。我很清楚佔中未必能向中央施壓，但這是我們可以做的最後一步。
問：這次抗爭乃違法行為，你是否因此動搖參與決心，轉而在旁聲援公民抗命者？
答：抗爭違法確有影響參與的決心，但留案底和影響前途並非最重要，反而家人壓力才是關鍵。家人覺得大學生有前途，為何違法而影響前途？他們認同抗爭有意義，但改變不到任何東西就沒有價值，覺得你太年少熱血、過於理想。
問：據你觀察，警方清場時有否濫權？
答：警方在台下清場時尚算克制，沒有濫用暴力，但抬走台上學聯成員時則有，如遮眼、扭頸。另外，警方阻礙記者報道，要求記者離開，架設很多鐵馬，甚至恐嚇要拘捕傳媒，嚴重干預新聞自由。
問：你同意社會不應集中討論警權過大，應關注香港政府的根本問題嗎？
答：當晚聽到其他示威者說，警方濫權是令他們站出來的重要原因。市民關心警權過大不是失焦，因為只有被切身威脅，才會站出來了解發生什麼事。即使說中央想收回香港，市民仍覺得很遙遠，但警方使用暴力更有現實感，所以市民關注警權過大是人之常情。但這只應是關心的第一步，應追本溯源，了解為何警方越來越暴力，才明白社會正面對眾多問題。
問：這次抗爭成功嗎？
答：今次可算是「階段性勝利」，因為沒想過會有市民響應，也沒料到可以和平地支持到早上八時。但我們不可滿足於此，因為警方也當作是預演佔中，盤算日後如何清場，所以未來的抗爭策略肯定要改變。
問：以後的社會運動應如何發展？應繼續和平抗爭，還是採取更激烈的抗爭手段？
答：本身不太熟悉社運的發展，但我覺得不應該坐著等被捕，因為沒作用，要想想如何打持久戰。另外，抗爭不應該更暴力、激烈，可採取學聯提出的合法不合作運動，如罷課、罷市、罷工，對社會影響很大，造成壓力，但非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