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頌秋

上文提及，亞美尼亞歷史教育強調「我們」和「他者」的對立關係。但歷經世代，直接傷害與被傷害的人已不復存在，與「我們」對立的「他者」到底是誰？創傷性集體記憶是作為民族共享的記憶而存在。因此，對現代亞美尼亞人而言，受害者心理不是經驗性的，無需涉及任何私人、直接的身心創傷，它會不知不覺地植根在民族的身份認同中，而國民甚至未必能清𥇦地意識到它的存在。在政權的歷史敍述下，大屠殺從特定的歷史事件，轉化成超越時間的民族象徵，成為瞬間的永恒。透過這種象徵意義的加持，「直接受害者」是否仍存在變得無關要緊，因為受害者心理將通過民族對集體創傷的記憶一代接一代地共享、傳承下去。

正因有上述的對立與壓迫，「為解放而鬥爭」的概念深深地烙印在亞美尼亞人的教科書中。正如其中一本小學教科書所言，「解放鬥爭貫穿了整部亞美尼亞歷史」。鬥爭不僅指在敵人的攻擊下保存性命，還包括守護整個亞美尼亞民族的概念，使其不會在一個又一個外族統治者的管治下消亡。透過教科書，政權將歷代的亞美尼亞與現代國家連結起來，建立國民對民族起源和歷史的想像。這種想像容易使人產生一種古老而自然的力量，在人們心中不知不覺地喚起一種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歷史宿命感。多年來被壓迫的宿命又能使人感受到一種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誘發一種無私、尊貴的自我犧牲精神。這是亞美尼亞政權希望透過歷史敍述達到的目的。

｜記憶法

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解讀方式多不勝數，但人的注意力有限，不是所有觀點都可曝光在公共討論中。當某種觀點獲得更廣泛的曝光，其他觀點的影響力便會被削弱。除歷史課程外，法律亦是政權用以渲染歷史敍事的方式。近年，歐洲興起「歷史記憶法」的概念，即規範對歷史事件解讀的法律條文或文件。記憶法正是政權透過加強官方敍述的曝光，以淡化、消解相反或不同的敍述方式。記憶法可以是「懲罰性」的，懲罰對歷史事件持其他解讀的人；也可以是「宣示性」的，目的是為了莊嚴地紀念一段殘酷的過去。「宣示性」法律規範國家主導的行為，例如規範紀念活動、興建紀念花園、制定學校課程或公眾假期的法律等。

在亞美尼亞的例子中，「懲罰性」與「宣示性」的記憶法並重。亞美尼亞刑法第136條屬「懲罰性」法律，規定若有人公開否認種族滅絕、為種族滅絕辯護、宣揚或淡化其嚴重性⋯⋯並意圖煽動對他人的仇恨、歧視或暴力，最高可被處監禁5年。去年四月，亞美尼亞國會更推動刑法修定案，即使沒有煽動仇恨、歧視或暴力意圖，也可因否認、淡化、縱容或為亞美尼亞大屠殺辯護，被處監禁4年；若有煽動意圖，則可處以最高8年監禁。議案最終沒有通過，但國會議員開會時由和平辯論上升至拳腳相交，記憶法在亞美尼亞國內的爭議可見一斑。

「宣示性」法律的例子包括《關於亞美尼亞共和國的節日和紀念日》第5條規定每年的4月24日為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紀念日及公眾假期、上文提及教育與科學部制定的「學科標準和教學大綱」等。每年4月24日公眾假期，大批民眾會於大屠殺紀念碑獻花、紀念死者；外國領導人、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到訪亞美尼亞時，也常會參觀建於葉里溫山上的大屠殺紀念碑及博物館。

記憶法的出現引起大量爭議。反對者認為，禁止否認種族滅絕的法律為種族滅絕賦予一個高於其他創傷的獨特地位，是對其他戰爭、天災或人禍受害者的侮辱。記憶法比較苦難與痛楚，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受害者等級制度」。面對如此論述，有法律學者試圖找出種族滅絕的特殊性：否認種族滅絕本身就具種族主義色彩，而其他類型的創傷未必承載同等象徵，亦未必會造成類似的社會危害，藉此證成國家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禁止否認種族滅絕。

也有人認為，記憶法是對法律的誤用。法律的作用在於強制規範個人、機構，及至政府的行為，不應被政權用作發表聲明或解釋歷史。用法律來表達政治立場是從根本上扭曲了法律在社會上的功能。而且，此類法律也可能影響言論與學術自由，似乎是將面對歷史不公義的負擔再次轉移至國民身上。記憶法的辯護者會稱，大部分懲罰性的記憶法僅控告侮辱種族滅絕受害者及其後代的人，且需具有煽動暴力或仇恨的意圖。損害他人名譽、煽動暴力與仇恨，似乎本就是刑法傳統的處理範疇。更何況，市民或學者若只是理性討論，不具煽動意圖，根本無罪可辯，對言論自由的影響有限。

我們無法輕易定義記憶法是好是壞，但無論支持或反對，從上述的爭論中，我們可以看見記憶法在二戰後的興起使人開始反思國家應否、如何敍述創傷性歷史記憶。到底是撫慰受害者及其後代，將仇恨的記憶轉化至和解，或是讓「思想警察」在國民身上鞭撻出新的傷口？這是國際社會在尋求公義的道路上需要找到的答案。

｜結語

現代亞美尼亞政府以教育、立法、宣傳等敍事方式，將其對亞美尼亞大屠殺的歷史敍述滲透至現代的社會結構中，使百年前的創傷不死不滅地活在亞美尼亞人的心中，使國民視自己為永恆的受害者、命定的犧牲者和榮耀的復興者，從而建立獨屬於亞美尼亞的國族認同。這些敍事與手段從不局限於一個國家，因為這是政權的共性──世上還有哪裡存在永遠新鮮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