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號 編輯室

責任

總編輯 袁源隆

長達七十九日的雨傘革命結束。我們在沉默中爆發，卻在喧鬧中滅亡。抗爭者捱過了催淚彈、也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終歸要面對殘酷的結局：城市在清場以後，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Nothing ever happened. 任憑辯稱遍地開花的佔領運動經已帶來了人心的醒覺，令人意會到自己正身處於一個惡貫滿盈的年代，可是雞蛋最後都沒法撼動高牆，烏托邦消失得不留痕跡，真普選依然是個遙遙無期，不可觸碰的夢幻泡影。如今，眼前所有的景象都讓人迷茫無力，質疑自己所作的是否徒勞。理想與現實割裂太大，日常如戲劇般荒謬使我們失語，人對自身的存在感到陣陣不安。我們需要重新找到自我。

抗爭者常說：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究竟我們在雨傘革命後，還有甚麼責任？退一步說，責任從何而來？我們要重新找到自我，肯定個體的力量，就必須反思何謂責任，而不是每逢大是大非才躲在群體之中振臂高呼、搖旗吶喊，在關鍵時刻以種種理由逃避實際行動。

我們首先要意識到， 每個個體承擔責任都有其重要性。我們在爭取自由之時，也在爭取別人的自由；別人在爭取自由之時，也在爭取我們的自由。這是一種相互關係，提醒個體在爭取個人自由的同時，不得不爭取別人的自由。每個個體為將來的行動選擇時，亦成為了整個社會的抉擇者。人必須直視這重大的責任感，無法逃避。

而責任是自由承擔的，並非外物加諸。雖說生於多事之秋，但責任還是自由選擇的，從來某一事或某一行動都不會加諸責任在你的身上。自由是人的終極價值。在自由承擔責任的基礎上，我們將背負上選擇所帶來的代價，繼續屈服則任人魚肉，奮起反抗或能殺出光明。人和人組成社會，人的自由選擇體現在現實社會的變化。

責任不能成為一種綑縛，更不應成為自由的阻礙。每一代大學生幾乎都強調自己有其責任，站在時代的分水嶺，但舊日的社會責任、國家責任在今日也許不合時宜。承擔責任原本就是為了爭取人的自由，而責任卻往往日漸僵化。薪火相傳、承先啟後等成了桎梏，就如學生組織本是最自由、最無包袱的組織，卻被所謂責任束縛，而變得保守因循，不再靈活。我們摸清現狀後，自行選擇承擔哪一種責任，或是選擇放下哪一種責任，才能真正回應時代的聲音。

那我們的責任究竟是甚麼？我們的城市正在面臨巨大急遽的失去，往日所相信價值意涵被抽空，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要竭力抵抗這場大崩解。我們與上一代不同，已經扎根於城市，不再是逃避選擇的一群。我們要勇於承擔責任，誓不罷休地爭取香港的民主自由；在強權之前拒絕卑躬屈膝；把佔領運動中撿拾到的感悟消化，並融入生活之中，行使無權者之權，誠實地活著，粉碎一切荒謬與謊言。

一九四五年，正值歐洲的紛亂時間，當時法國存在主義作家沙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指出：「是懦夫把自己變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而且這種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來，不再是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為英雄。」在不需要懦夫的時候，我們可以成為懦夫。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們可以成為英雄！透過自由承擔責任，我們重新找到自我的可能性及個體的力量， 瓦解從前的徒勞，繼而集合起來，另建一個價值的王國，倒過來推動社會改革，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