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座「華美但悲哀的城」正在經歷一場曖昧的懷舊。時間是一條橫亙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河。由於過去的鴻溝無法填平，回溯因而產生曖昧的朦朧感。追憶逝水年華如霧裡看花，徒留影影綽綽的甜蜜憂愁。甜蜜憂愁為整座城市蒙上斑駁的橘色迷霧，霓虹燈映照迷茫與失落的靈魂。城市的個性淹沒在城市化的浪潮裡；文化的創造力被封鎖在僵化的體制裡。在這種基調下，懷舊似乎成為撫慰失落心靈的出口。社會懷舊就是這種情感自覺的直接產物，借助潛藏的共同社會心理激發出來。於是，我們賣力重塑記憶中的烏托邦，建構一去不復返的「好日子」。

複製黃金歲月　追憶似水流年

博物館展出泛黃的舊照片，以久別重逢的口吻說：「很久不見了，維多利亞」；餐廳換上鋁通窗花和搖搖晃晃的吊扇，「九龍皇帝」的墨寶在牆紙上異常光鮮；在城市穿梭的電車打著集體回憶的旗號，過早地成為流動的活文物……城市彷彿墮進時光隧道，回到那個「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我們的潛意識都在緬懷這段歲月，我們對這個時期的香港有著前所未有的肯定。

「七十年代香港」有著一種神話的色彩，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香港故事。七十年代是個人或家庭的黃金歲月，是不同階層人士的「好日子」。基於這種對「七十年代香港」浪漫化的構想，整座城市陷入無日無之的「鄉愁」。然而，我們不捨晝夜地追逐的「七十年代香港」是怎樣的光景?金色光環下的年月有何迷人奪目之處?筆者恐怕「當局者迷」的我們一直沉醉在這種如夢似幻的甜蜜憂愁中，根本未有細想「七十年代」的意義。

「七十年代」之於現今的香港是一個具生命脈搏，活潑而創造力澎湃的神話。七十年代的香港是新舊交替的時期，也是本土意識萌芽的歲月。在七十年代，戰後的第一代成家立業、第二代逐漸成長。新生代生活的根在香港。當時的香港社會是一個年青人的社會，以青少年人口比例最高。青年人受惠於社會經濟的急遽發展，享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他們擔當社會的領導階層，無疑為社會注入意想不到的活力。工業化的社會亦令低下階層懷有「總有出頭天」的盼望。

另外，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居民視此地為「中、英兩個宗主國的共同殖民所在」的疏離感是促使民間社會思想活潑的重要元素。在殖民主義下的香港遊離於兩種文化之間，這種不穩定性賦予香港這個「離散主體」本身的多樣性。「小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更使真正屬於香港本土的獨特文化得以在自由的土壤開花結果。粵語流行曲的興起和電視劇的狂潮，以及本土工業的蓬勃發展見證香港文化本體化的進程，文化力量的強大使其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文化產品輸出地之一。

筆者認為「七十年代」令人戀戀不捨的迷幻魔力就在於其真確實在的身份認同感和紮實的文化內涵。「七十年代」就如歷史洪流中的浮木，是香港人在進退失據的局面中有所依靠的精神符號。

文明都市的游牧民　尋找心靈的棲宿地

七十年代是我們心頭一個不可企及的「記憶烏托邦」，回味這段黃金歲月或多或少揭示我們對於現況的失落。我們為什麼企圖以複製黃金歲月蒙蔽自己的眼睛？我們為何以追憶一個「我們回不去了」的時代來消弭現實的失落感？斯賓格勒說：「文化必然有盡頭，其盡頭體現在文明的誕生。文明人都患有『大城市的思鄉病』，現代人既像游牧民族一樣四處漂泊，又受縛於現代文明沒有心靈自由的兩棲性宿命。」筆者認為這種矛盾的焦躁感正是促使我們在潛意識裡懷舊的本源。

香港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我們掙脫土地的束縛，追求更可觀的經濟回報。摩天大樓取締「H型公屋」佔據每寸土地，「牙籤型」的屏風樓是這個蕞爾小島觸目的地標。藍絲帶留不住蔚藍的維多利亞港，大嶼山發展在風風火火地進行。西西筆下以店舖名字訴說家族歷史的特色小店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面目模糊的高級商場。城市在高速地複製自己，莎莎、卓悅、藥房和連鎖快餐店進駐每條人來人往的街，我們開始分不清旺角和中環的分別。地鐵的使用量近乎100%，在行李箱和人之間謀求「生存空間」是令人煩躁的工作。舊日的城市面貌在急速轉變，我們在轉變中張惶失措。家園感喪失的焦慮觸發文化認同重構的衝動。鄉愁成為一種無家可歸感的反應，懷舊則是對傳統失落的紀念。

發展無可否認帶來經濟收益，但是「華美的袍子爬滿了虱子」。摩天大樓的陰影下是我城真正的面貌，是我們極力以金錢泡影遮蓋的人間煙火。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7，貧富懸殊像惡性腫瘤般蔓延。「劏房」無處不在，露宿者瑟縮街角。經濟的成果並非人人能夠享受，賣力工作的血汗錢被地產商「袋袋平安」，「總有出頭天」只是神話。香港人雖然在戰後到六七十年代也嚐過貧窮，山頭遍佈寮屋，街上到處都看見小販，但那時大多數香港人是窮得快樂。現在，貧窮在香港等同末路。當生存環境每況愈下，港人的優越感下降，懷念Good Old Days是人之常情的反應。於是，七十年代燈紅酒綠，歌舞昇平的繁華光景又在午夜夢迴間飄然而至。

另一邊廂，摩天大樓愈向高空攀升，人際關係愈為淡薄。張曉風說：「這是一個速度的世界，而速度竟是和關懷相沖相剋的。步履匆匆的人就算心懷慈悲也付不出關懷。關懷是一步一回顧的趑趄，是往返逡巡，不忍離去的戀戀目光。」香港在現代化的風尖浪口，我們無法為誰停下匆匆腳步。我們對生命與生命交錯的感動漠然，我們迴避每次眼神對望，互訴衷情的契合，我們把自己封鎖在冰冷的虛擬世界。「七十年代」的睦鄰之情在現代化的香港只是夢境，曾經家家戶戶打開的家門現已緊緊閉鎖。我們都是文明都市的游牧民，流浪在摩肩接踵的人海。心靈的不滿足總誘人頻頻回首那些甜蜜的前塵往事。

我城目前正處於文化真空期，懷舊是源於失落的文化鄉愁。「電視撈飯」的歲月走遠，「一台獨大」的局面使人心灰意冷；粵語流行曲息微，大眾紛紛搬出「香港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的論調；港產片數量銳減，合拍片為大勢所趨。最新出爐的施政報告依然把藝術發展邊緣化，發展文藝的資源少得可憐，只佔有0.9%。手巧的工匠流放火炭，靈魂的藝術家隱退牛棚。這個城市的確不需要文藝，畢竟文藝不能裹腹。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天真地以為單靠宏偉的IFC能站得住腳，卻在一波又一波「日風韓潮」中迷失自己。隨著工業北移和金融業的單軌發展，我城失去全球最大規模的文化產品輸出地的光環。小販不獲續牌，庶民文化難以延續；舊區不敵發展，古蹟活化成昂貴商店。僵化的體制不單無法種出文化的花朵，甚至把七十年代建立的獨特文化連根拔起。除了高聳入雲的商廈，我們一無所用。「文化身份」的喪失蘊釀一場潛意識裡的懷舊。

逝者如斯夫　懷舊為何？

「歷史是一個社群過去的經歷」，懷舊就是一種重構歷史的手段。無論是宋朝斜陽巷邊的說書人，還是現在大榕樹下搖著葵扇的垂暮老人，他們都是歷史的載體，以口傳述說的方式把社會記憶延續。懷舊就是基於這些代代相傳的記憶作出浪漫化的構想。然而，記憶傳遞的過程經過篩選，只以若干事件作為社會群體生命延續的基礎。老一輩為培養群體的接班人，於是刻意向下一代強調某些共同經歷的意義，使他們間接地投入經驗當中。如此，便可解釋年輕一輩雖未曾經歷「七十年代」，卻彷如置身其中，甚至比老一輩更為懷舊這個現象。

呂大樂指：「所有社會記憶的建構都是一場社會力的角力。」筆者認為「七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神話就是「社會力的角力」的結果。我們需要一個精神圖騰來產生共鳴，以支撐我們保持整個社會系統的完整和作為前進的動力。「獅子山精神」便是虛擬的歷史符號，以「自力更生」的精神燃亮數代港人。「七十年代」確實如前文所言有其輝煌之處，但更多的是不愉快經驗被歲月的光暈遮掩。呂大樂把港人回憶「七十年代」稱為「事後的合理化過程」，我們會為當時的不合理安排自圓其說。我們回溯「七十年代」只是選擇性地把美好的記憶保留下來，在整理回憶的過程甚至將殖民年代的日子略為浪漫化。懷念「七十年代」可說是追求不設實際的泡影，過往的一切因其不可回復性遂變得彌足珍貴。

結語：懷舊是遠行的力量

從古至今，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感懷與追憶是人類的集體潛意識。我城的懷舊潛藏在潛意識裡，它深入骨髓，在血液裡滾動。懷舊的曖昧正體現於它的無意識，我們在心中惦記著那個我們視之為「香港獨特社會」雛型的年代卻不自知。我們把救贖的希望寄託在遙遠過去的「再現」，希望「七十年代」這個精神符號能為我們的身份、文化乃至生命的認同感落下注腳。懷舊的表層意義雖指向過去，但筆者認為它同樣通往未來。「只有借助想像的力量，懷舊才能向我們保證隱蔽而遙遠的事物的存在，才能使用我們重新獲得源自過去的生命動力，從而在當下現實中更自由地存在。」我們必須撥開甜蜜憂愁的迷霧，認清「七十年代」對建立「香港獨特社會」的貢獻，並從每個香港故事中擷取養份，以在風雨飄搖的時份重新為我城紮根。我們不為懷舊而懷舊，我們不為逃避而懷舊。